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播学理论的检视与思考——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汶川地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传播学理论与本土化媒介语境如何契合的机会。研究和思考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突发灾难报道这一特殊的“媒介语境”下的呈现与表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在地震报道中，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传播免疫理论以及传统的受众理论等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以及受众理论等较之历史语境及西方社会语境，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利于公共利益。     

论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互动关系的重构

从艺术图像文本到媒介图像文本转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图像文本越来越具有“拟像化”的特征.媒介图像文本的不同特征,构成了与受众不同的传播互动关系;在“图像转向”时代,大众传媒构建了与受众互动关系的三重维度,即客观现实、媒介现实(拟态环境)、主观现实,媒介图像文本作为联结受众的介质,使这三种现实在受众视域中的融合成为可能,创造了具有虚拟化特征的媒介现实;同时,大众传媒语境也催生了基于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传播效果关系的媒介修辞方式,受众通过对媒介图像文本的解构,还原并重构了关于现实的图像与意义.     

刍论编辑人的议程设置

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揭示了大众传媒与受众议程的关系,反映了信息社会中编辑人的重要性。在对传播模式的研究中,韦斯特利一麦克莱恩模式折射出情况复杂的大众传播过程。编辑人处于大众传播信息流中的咽喉部位,具有“把关人”的作用。在议程的设置过程中,首先是审时度势,找准受众兴奋点,提出议程;接着要讲求时效,突出重点,启动议程;然后是服务受众,讲究传播策略,展开议程;还要持续关注,深度跟进,保持议程。编辑人设置的议程效力是或然性的,主要影响到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议程设置是一个社会性的、目标性的制控过程,编辑人秉持法制、民主原则,注意议程设置在意识形态的控制过程中与政治及社会价值观的关系。     

大众传媒与互动传播

互动传播已成为一个时髦的词。在大众传媒中,“互动”指的是运用各种方法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受众的参与。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互动的方式,几十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赋予它们的时代意义更是相去甚远。传者与受众之间互动在 1978年以前,承担的是党群联系纽带的作用;在 1994年以前,扮演的角色是服务百姓的中介。此后,大众传媒的“互动”借鉴了网络传播的互动理念,让受众实质性的参与传播过程;而 2000年以后,注重互动的效果和质量又体现了大众传播某些迷失了的特质的回归。     

受众价值沦丧,大众传媒责任重大

报刊、杂志、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媒无疑是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与我们当下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一种范围广阔而繁复的社会文化现象。不仅如此,这些大众传媒对人类的社会环境、文化结构、教育发展、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等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过程实质是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引导与控制过程。通过分析得出,受众对媒介的过分依赖导致其价值的缺失,并从三个层面审视作为大众媒介应当承担的责任。     

农民媒介话语权的缺失及原因探讨——兼谈大众传媒在农民媒介话语权回归中的作为

针对中国存在的话语渠道狭窄、传媒涉农内容与农民需求错位、传媒涉农信息当事人缺席等农民媒介话语权缺失现象,探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媒介资源分配不平衡、大众传媒过于追逐经济效益、农民媒介运用能力不足以及大众传媒从业者对农民抱有偏见等,提出大众传媒应发挥社会公共空间职能,为农民话语表达搭建平台;增强社会责任,防止公共领域“殖民化”;摒弃固有偏见,树立为农服务理念;实施受众教育,提高农民媒介素养。     

大众传媒、公共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以中美撞机事件为例

本文选取发生于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为案例,详细分析了《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美国公共舆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及在这段时间内的美国对华政策,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的大众传媒、公共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总统设定了大众传媒的议程;政府官员通过大众传媒设定了公众议程;公共舆论的变化是大众传媒的报道增强了公众对中国的成见所致;公共舆论和对外政策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大众传媒舆论形成分析

竹内郁郎、丹尼斯·麦奎尔等传播学者提出的关于传播媒介特殊的角色功能的理论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组织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角色作用不可忽视,在中国,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各种信息的“集散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报导信息的基本功能不断扶正,并得到强化;二是其议程设置与公众议程愈未愈趋向一致;三是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开始被赋予一种公众话语权。     

媒体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

如何提高主流新闻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必须研究和遵循大众传播规律,注重从受众和传播效果的层面进行研究。文章对大众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进行研究,结合我国主流新闻报道实际,提出主流新闻必须增强与受众的关联度,增加报道的信息量,融合不同的“舆论场”并实现各类媒体联动。     

微博议程设置路径与用户认知模式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浪“热门微博”榜、新闻中心新闻榜的比较

基于新浪“热门微博”榜、新闻中心新闻榜的比较发现,媒体议程与微博议程之间的“议程碰撞”挑战媒体议程设置能力.微博意见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微博用户偏重感性的认知模式影响微博议程的形成.在微博平台上,媒体应采用人际传播模式与受众进行平等沟通,借力已有意见领袖“放大”媒体声音,注重用户的情感诉求,在“温情”媒体角色扮演中探索议程设置的新途径.     

从"民众议程"看媒体政治议程的设置

在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中,媒体让普通民众参与媒体政治议程的设置,由民众设置的媒体议程也就是所谓的"民众议程"。"民众议程"不仅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且还受到了来自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诸多批评。"民众议程"本身确实还存在某些缺陷,但这些缺陷并不都是不可弥补的,新闻界、学术界的批评也不都是恰如其分的,它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从媒介议程设置到受众自我设置：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特点

网络媒体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媒介环境,凭借数字化、多媒体、超文本的技术特征和多元化、个性化、交互性、快捷性、开放性和传播内容的丰富性等传播特征,网络媒体下的议程设置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受众的匿名心理和角色扮演心理决定其对传播内容的选择不会完全受到传播者的影响,反而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文化背景、价值观等形成＂自我设置＂。此外,本文认为,传统媒体中的某些新闻事件往往来源于网络,即网络媒体具有给传统媒体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媒介的议程设置与热点问题报道

大众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在实践中对新闻媒体热点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议程设置理论本身、议程设置与热点问题的关系、议程设置理论对热点问题的引导技巧以及由此引发的启示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对传播理论及传播实践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议程设置与新闻策划

媒介的议程设置首先是媒介的一种客观功能。新闻策划是媒介对新闻传播活动加以谋划以及将其展开的过程。二者体现在现实传播实践时是相通的 ,都强调新闻传播的目的性、计划性和有效性。     

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中的议题设置

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就是指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近年来．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设置了一个个符合其国家利益的议题，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报道热点的背景下，国内媒体如何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提高分析、判断西方媒体新闻的能力，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议程设置理论下地方党报对十九大报道的特点分析——以《商洛日报》为例

“议程设置”是美国传播学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它提示人们,媒介议题直接影响受众议题。地方党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如何报道十九大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对基层群众对于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影响颇大。本文从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对《商洛日报》近30期报纸中关于十九大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商洛日报》关于十九大的报道体现出提前铺垫进行议程导入、全程跟踪报道进行议程循环、深度解读精神进行议程深化的特点。     

论区域地缘形象与区域媒体对外传播

区域媒体是塑造区域地缘形象的重要载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力。区域媒体的对外传播要坚持差异性与同一性结合,均衡报道以及受众理解的原则。地方政府在区域媒体对外传播过程中,要注重区域文化品牌建设,强化新闻公关意识,精心设置媒体议程,进行舆情分析,形成意见领袖。要主动研究目标受众思维方式,增强传播效果。     

议程设置理论视阈下的高校校报育人功能

本文立足高校校报作为校园中发行量（覆盖面）最大的媒介的现实,借鉴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理论的成果,对高校校报在育人中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探索。文章指出,利用议程设置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校报可以在锻造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升人文素养与引导正确的网络舆论等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受众中心论与中国新闻改革的走向

自 1 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提出之后 ,中国新闻媒介的受众观念不断增强。有人认为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方向。笔者则认为 ,从大众传播的技术特征和传播的社会控制考虑 ,受众中心论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无论是传统的“宣传型”观念还是新兴的“市场型”观念 ,都不是以受众为中心 ;即使是第四媒体———计算机网络 ,也不可能带来“受众中心”。中国新闻改革的走向 ,不是“以受众为中心” ,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媒介既要满足受众的需要 ,又要积极引导受众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