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诗经·国风》爱情描写的文化内蕴

文章阐述了《诗经·国风》爱情描写的文化内蕴，认为风诗所昭示的文化意蕴包括：揭示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肯定和颂扬了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婚姻的专一，张扬了在爱情婚姻上自由意识的萌发和个性的觉醒，展示了具有传统色彩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庸之爱     

荀子性论的二维世界

对荀子性论的研究,历来重视从价值判断的层面切入,把他作为古代性恶论的代表,其实这是重表而疏里的表现,因为它忽视了事实判断层面上何谓本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荀子把性规定为"生之所以然",明确地把人从其他类属中区别出来,而且把先秦人性的思考从经验形下的层面,拉到了理性形上的高度。在价值判断的平台上,荀孟性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相异的只是逻辑起点:孟子的逻辑起点在人性的真性部分,重视的是先天性,理想性;荀子的逻辑起点在人性的伪性层面,重视的是后天性,现实性。     

从《百年孤独》看马尔克斯爱情描写的三个层面

《百年孤独》是一部反映拉丁美洲孤独落后与封闭现实的伟大长篇小说。小说中 ,作家马尔克斯描写了马孔多小镇上布恩蒂亚家族整整六代人的生活与爱情。马尔克斯认为 ,“布恩蒂亚家族之所以孤独 ,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情。”[1 ] 但是 ,当“百年孤独”这四个字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逐渐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时 ,当人们在津津乐道百年的魔幻与百年纠缠不清的爱情时 ,甚至包括马尔克斯本人却都忽视了另外一段也许是很不起眼的故事 :那就是布恩蒂亚家族第四代奥雷连诺第二和其情妇佩特娜·柯特以及妻子菲兰达·德卡皮奥之间的纷扰爱情。而实际上 ,这段爱情虽不起眼 ,但却偏偏延续得历史最久 ,而作者马尔克斯也正是在对这段纠葛爱情的描写中表现出了他思想的独到和深刻。对这段爱情的描写 ,马尔克斯是通过三个层面来进行的 :那就是爱情的功利性、爱情的爱情性、爱情的亲情性     

色情文化的特征及其泛滥的成因和对策

色情文化是性文化的消极部分，具有腐朽性、淫秽性、欺骗性、反文化性的特征，能唤发巨大的诱发性犯罪的能量。当前，色情文化通过大众传媒、文化市场和民间社会大肆泛滥，原因在于拜金主义的推动和防范机制薄弱。必须通过坚持“扫黄打非”和积极开展性教育等措施，遏制色情文化泛滥，以净化文化环境。     

于"抵抗处"求"和解":《聊斋志异》的分裂性情爱叙事

对于自由爱情的大胆书写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经典价值,但正是在这些已经获得公认的叛逆性情爱叙事之中,蒲松龄又不自觉地把对于礼教道德的顾忌和情感紧张播撒在这些抵抗性文本中,从而构成一种既反抗礼教却又不断与之"和解"的分裂性叙事.这种和解方式一是以"正妻缺席"的方式规避自由爱情与礼教婚姻的冲突;二是作为礼教抵抗性书写的特有方式--"鬼狐",又成为通向礼教之门.这种既抵抗又和解的心态以及幻想式的解决方式,不仅未能淡化礼教对人性自由的巨大压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一种渴望享受自由却又怕承担反抗礼教后果的虚弱与焦虑.     

论《聊斋志异》中的喜剧性小说

《聊斋志异》中的歌颂性喜剧和讽刺性喜剧 ,因其丰富新颖的内容、主题和艺术技巧而表现出一定的近代人文、理性、幽默色彩 ,显示出我国古代喜剧文学必然的发展方向。     

欲与城:百年沧桑史的构造——论施叔青小说《香港三部曲》的文化意蕴

香港殖民地社会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冲突之中,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写出的妓女传奇,自然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施叔青小说《香港三部曲》不但塑造了香港百年沧桑史,同时通过对殖民框架的认同和超越,勾勒出一个华洋共处的文化空间。该文通过对施叔青小说《香港三部曲》的解读,揭示出其中的殖民文化意蕴。     

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

悍妇形象出现于<聊斋志异>"女性大观园"中独具一格的女性群体.她们无视封建礼教的约束,不以男人的是非为是非,敢以女性之悍抗衡男性之道,以女性之妒反拨男性之理.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文化的全面背离和反拨.悍妇现象作为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试论《红楼梦》“情”的文化人格模式

通过情的方式、情的哲学文化内涵、主要是情的文化人格模式的悲剧性之论述,领悟<红楼梦>的悲剧其本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悲剧.     

《红楼梦》的文化命义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体现了他重要的重情尚真的“情教”思想,他的创作重点在众女儿身上,寄托了他的情教理想。同时作者自己又封号“绛洞花主”,认为自己是护花王子,呵护体贴着青春女儿们花朵般的生命。可到头来“干红一哭,万艳同悲”,所有花朵都凋零了,进了葬花冢,给人感觉即使这部作品是悲剧,也是富合美的悲剧,是饱含情的悲剧,是令人惋惜的女儿们的悲剧。《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悲剧,而且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更是一部提倡情教文化的杰作。     

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感“性”与理“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之二）

人的性是需要用理性去引导的,但更重要的是用理性引导民族超越性对人性发展的局限,认识高于性的社会文化与审美文化在提升民族精神方面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崛起将对拯救后工业时代的人格精神虚无产生积极的价值。     

《聊斋志异》民间性溯源

《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 ,却有着浓郁的民间情趣 ,有着浓厚的民间基础。这种民间性源于作品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题材写法的吸收和改造、作品的民间来源、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等方面。     

清新明丽——五代词人李殉词的审美特质

李珣是五代西蜀花间词人中的一名重要作家.他的词风清新明丽,主要体现在白描手法、清新优美的意境、清丽自然的语言和清空善转的结构等四个方面.李珣的这种词风赋予了其词与花间风调有别的艺术风采,不仅为浓香腻粉的花间词坛增添了一道清新明丽的风景线,也因此奠定和确立了他在花间词坛乃至五代词史中的重要地位.     

清新明丽——五代词人李词的审美特质

李是五代西蜀花间词人中的一名重要作家。他的词风清新明丽,主要体现在白描手法、清新优美的意境、清丽自然的语言和清空善转的结构等四个方面。李的这种词风赋予了其词与花间风调有别的艺术风采,不仅为浓香腻粉的花间词坛增添了一道清新明丽的风景线,也因此奠定和确立了他在花间词坛乃至五代词史中的重要地位。     

文学的“性”与文化的“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一）

虽然艺术不能摆脱肉体欲望的内容,表现生命欲望是艺术的本质和特征,但受文化制约的性才属于人类。艺术的追求不以肉体享受消解艺术的生命体验意义,也不以单向奉献的集团要求消解艺术的社会崇高精神,而是以创造理想性、超越性的艺术形态为人类发展和现实生存提供一种“诗意的栖居”。     

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

中国民俗化固其地域经济与民族历史化构成的原因，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化特征。其主要特征有：多元性与复合性，阶层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这种民俗化特征在民间至今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试论《聊斋》爱情描写中的"知己之爱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提出了一种崇尚"知己之爱"的爱情观,他认为知已之爱的寻求必须立足于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从实实在在的现实感情出发,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知己的酬答是不计利害的无私奉献,是永久、恒定的贞定;知己之爱的割舍是对对方心灵攀爬的结果,是灵魂深处痛楚的抉择.蒲氏的"知已之爱"的爱情观系统、完整,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     

20世纪以来《聊斋志异》海外研究综述

20世纪之前,海外主要是对《聊斋志异》进行翻译和介绍,未展开学术方面的研究。20世纪以来,海外对《聊斋志异》主要进行了文献考证、思想艺术与社会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聊斋志异》的海外研究,弥补了国内研究文献的不足,深化了中外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拓展了研究路径和视角。比较而言,《聊斋志异》海外研究的文学性、艺术性、表象性研究数量较少,有的存在以偏概全、以虚代实等弊端。     

时代特征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有两次明确提出了文化纲领一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二是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文化纲领都坚持了文化形态的三原则,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和不同地位的文化建设任务.两者之间既有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又有特质与内涵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