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我之间：成己与无我──论王阳明对主体间关系的思考

人我之间：成己与无我──论王阳明对主体间关系的思考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王阳明以良知转换天理，这一思维向度既涉及心物、天人关系，又意味着从强调普遍规范的理念伦理转向注重自我人格的德性伦理。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以自我为其本体论意义上的承担者：...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要素论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中，包含了入世经世论、批判继承论、亲履实践论、道德修养论和主观唯心论等这五个要素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包含的这五个要素论，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界，至今仍能见到影响发展的轨迹。本文拟就王阳明“知行合一”内涵的五要素论作一论述，并求方家指正。 人世经世论──王阳明出身官宦世家，在青少年时代，王阳明就熟读过孔孟之道，也深研过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同时，王阳明对佛经过学也十分爱好，曾有遗世人山之意。后来，王阳明认识到：佛老是异端虚无寂灭之教…     

“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     

“天人之际”: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

有人指望以“天人合一”的态度来指导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殊不知这一传统命题本身即包含了两重性，一是积极的“顺乎天而应乎人”，二是消极的“蔽于天而不知人”，本文拟就这些方面展开讨论。天人之“合（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为本的东方大国，与农业自然经济模式相适应，比较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之际”观念便应运而生了。司马迁自述撰史旨趣：“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抵亦概括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学术宗旨。这与西人往往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对立，并努力向外部世界追求有所不同。早先的天与能“今风雨…     

论王阳明对周、程道统的继承——从道体动静角度的诠释

宋明理学的道统论述中,王阳明与朱熹、陆九渊之学的关系已有充分的讨论,但其对周敦颐、程颢的继承和发展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认为,不论是在道统自觉意识上还是在对道体的认知上,王阳明都有明确的传承周程学问的倾向。"动静"观念是探讨"周程—阳明"之传的重要线索,王阳明对道体的理解,以及对易之本体的阐释,均表现出兼合动静的特质,这与周敦颐"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程颢"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等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从道体动静的角度切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王阳明的学问归属。     

王阳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

王阳明作为明代儒学发展的代表,他对《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他诠释《大学》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对《大学》古本的重视,对《大学》主旨的心学化理解以及对《大学》中概念与义理的独到诠释,他的诠释方式是以他的心学思想为基础的,通过研究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王阳明的思想。     

略论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及其意义

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所习染的霸术的思想方法入手的。霸术是从一定目的出发对事物进行对象性研究而获得的各种知识和技术。王阳明认为,霸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顺其思路发展不知返,就会忽视人的因素,造成对人性全面发展的反制和损害。儒学既然采取霸术的思想方法,其关于礼教的知识也有同样的后果。由此,王阳明提出了自己关于思想的观点,并批判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的知识论是如何造成对思想的僭越的。王阳明对儒学的批判,就是要从知识性学问的局限中实行超越,回归到没有现成知识却无所不知的心灵本性,即思想自身。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毛奇龄对《传习录》的诠释——以《折客辨学文》为例

《传习录》为王阳明的代表作，明清学者对此多有评论解读，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起对《传习录》的思想史诠释。毛奇龄《折客辨学文》一文对《传习录》的诠释就是这一思想史诠释之一实例。对毛氏诠释的分析，对于了解《传习录》乃至于王阳明及后学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阳明心学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试析

宏博深邃的《周易》是中华文化不竭的智慧源泉。家学、出身使王阳明与《周易》有特殊的渊源。王阳明于困厄中研习《周易》,促成了龙场悟道，《周易》对他及其观念学说的影响由此开启。《周易》整体、直觉体悟、见仁见智的观念，启发他形成了以内心体认为特征的阳明心学。王阳明从《周易》中汲取智慧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对《周易》观念的化用最为常见。那些内化为阳明心学的观念学说与《周易》有内在的关联，这反映出阳明心学对《周易》观念的嬗变。     

“心即理”与人的主体性——明代心学家对主体人格的追求

明代由王阳明所开创的心学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就是“心即理”,它所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并且赋于人的主体性以强大的人格力量。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及其相当一部分后学,不遗余力,颇有发明。笔者不揣浅陋,铺陈如下。1 追求人心的纯洁     

王阳明与近世中国

王阳明与近世中国吴雁南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９）从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做圣贤之志。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开拓了对人道的追寻。如何透过其思辨形式，考察其学说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吸取其中的精华？就此，谈几点粗浅的意见。一王阳明的学说有何特点？简言之，...     

晚明心学中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先天良知（本体）与致知过程（工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论题之一。在王门后学中，王能、泰州学派对先天本体作了多方面的分流，但由此又将本体等同于现成之知，聂豹、罗洪先等反对以本体为见在，但同时却试图返归寂然未发之体；二者从不同方面展开了良知的先天性之维。与之相异，钱德洪、欧阳德等及明末的东林学者则以后天工夫为关注的重心，从各个侧面对致知过程作了考察。以此为前提，黄宗表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本体与工夫之辨作了深刻的转换。一现成良知说：工夫的消解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曾提出了利根之人的预设，并以直指本体为其…     

从人生境界到生态意识--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论析

王阳明认为 ,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 ,如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 ,见动物觳觫哀鸣必有不忍之心 ,见草木摧折必有怜悯之心 ,见瓦石毁坏必有顾惜之心。他同时认为 ,人对待万物又自然有轻重厚薄的价值秩序 ,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王阳明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这二者统合成一种心理上的自觉意识和判断、选择上的直觉。在它的指导下 ,人既可以普遍地关爱万物 ,又可以合理地取用万物。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人生境界进到生态意识 ,这就是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在环境伦理上给我们的启示。     

王阳明的本体功夫理论

王阳明的本体功夫理论屠承先一、王阳明本体功夫理论的提出王阳明哲学，特别是本体功夫理论，从理论渊源来说，则是对陆象山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当然，这种继承和发展，王阳明又是从学习程朱学说开始，在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后，产生了怀疑，然后改完陆学，并直承孔孟，尤其是...     

唐君毅、牟宗三对朱熹格致说的不同阐释

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面临着工夫论与认识论、朱熹格致说与王阳明致良知说以及朱熹格致说与科学的复杂关系。唐君毅把朱熹格致说归于工夫论,牟宗三则侧重于从认识论面向阐释朱熹格致说;唐君毅较多地讲王阳明致良知说与朱熹格致说的一致性,并将前者看作是对于后者的继承和发展,牟宗三则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强调王阳明与朱熹的对立;唐君毅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不同于科学,但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牟宗三则认为朱熹格物致知的目标不在于科学,但可以拖带出科学式的专门知识。无论如何,他们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在民国时期胡适、冯友兰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与“治天”思想

正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在当代有多重解释路向,彰显了丰富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学界大多是从形上的角度去诠释"万物一体"思想,如本体论向度以及境界论向度等,[1]对其中内涵的与现代社会中治理自然相曲通的思想的研究仍然较少。"治天"中的"天",并不是指抽象的道德世界或超越的宇宙力量,而是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所谓"治天",在王阳明那里,就是从"万物一体"思想出发,说明自然与人同根同     

心学的东南之光——薛侃对阳明心学传承与发展的全方位贡献

“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这是王阳明赞扬其弟子薛侃的话。王阳明弟子众多，何以如此盛赞薛侃呢?这是因为：薛侃不仅不遗余力地为阳明接引弟子，从而壮大了心学队伍，并使心学闪耀东南，而且任劳任怨地为阳明分担家务公务，从而为阳明减轻了繁重的事务负担，使得王阳明能够从容地创构心学；薛侃不仅第一个刻印了《传习录》,同时刻印了多种文录，从而使阳明心学有了传承载体，而且千方百计地创办了天真书院，为传播阳明心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薛侃不仅致力于同门关系的协调，使大家团结一心，而且进行了精心的筹划，为阳明心学的传承、传播制定了清晰的方案；薛侃不仅与阳明心心相印，于日常体贴入微、于学问理解信奉，从而成为阳明孤独心灵的重要伴侣，而且对各种形式的质疑予以了解释和回击，从而削减了阳明心学传播道路上的障碍，并维护了阳明心学的尊严与纯洁。可以说，在传承、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的事业上，薛侃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成为阳明弟子中的标志性人物。而且，薛侃在传承、传播阳明心学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智慧和优秀品质，对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业，似亦蕴含了诸多积极性启示。     

从道德实践角度看王阳明“良知”学存在的问题

从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内涵和特征看，良知集道德原则、是非标准于一身，行为者的行动动机也须依靠自身的良知来鉴别和纠正。这对肯定人的道德能力、树立成德的自信心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缺乏可公度性的局限，导致在道德实践中，一旦出现行为者将出于人欲的动机误认为且自信是出自良知时，很难在自身内得到纠正；还会导致难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困难。克服这些问题，需要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理论上发展出更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在教法上，则需要更加突出“礼”作为客观规范的作用。     

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