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般累犯构成的主观条件

我国新旧刑法规定一般累犯构成的主观条件限制为故意犯罪,排斥过失犯罪,笔者认为,该规定与特别刑法相冲突,也存在着诸多明显的不合理性,建议立法机关适时取消新刑法第65条第一款的"但书"规定。     

论一般累犯构成的刑度条件

我国新旧刑法规定,一般累犯构成的刑度条件是:前罪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后罪为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文章认为,该规定及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的解释存在片面、牵强和不合理之处,建议取消我国刑法对一般累犯前后罪的刑度条件限制。     

论单位累犯的增设及其构成条件

单位累犯是新刑法把单位确立为犯罪主体以来刑法理论上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分析各种观点以后得出新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累犯,进而主张增设单位累犯,并对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及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这对于研究我国单位犯罪及现行累犯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论中国累犯刑事政策的重构

加重处罚累犯,在很多国家的刑法典中都有明确规定。在中国,累犯较高的犯罪比率和残忍的犯罪手段,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中国的刑事政策中直接针对累犯的对策很少,刑法的规定也不能有效应对累犯的犯罪态势,建议加大处罚累犯的力度。     

单位累犯立法完善探微

单位累犯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犯罪现象,刑法上必须对此作出立法反映,以弥补立法漏洞。对单位累犯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对“单位中责任人重罪说”与“自然人重罪说”两种观点进行了批驳,并在基本肯定“单位重罪说”的基础上对该说提出了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单位累犯的类型、成立条件以及处罚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普通累犯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法域国家,港澳台地区的累犯制度和内地的普通累犯制度各有特色。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普通累犯的立法模式上,而且在普通累犯成立条件的罪量、罪质、时间间隔、主体、跨法域犯罪、法律后果等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我国内地刑法普通累犯制度应该定位于人身危险性的根基之上,以"行为人累犯"为中心,单位主体和过失犯罪可以有限成立普通累犯;普通累犯的处罚原则应该以人身危险性为变动曲线,有条件地适用假释。     

略论一般累犯构成的时间条件

我国新刑法规定一般累犯构成的时间限制条件为 5年 ,笔者认为 ,该规定是不充分、不合理的 ,一般累犯的构成时间条件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建议立法机关适时取消该限制条件     

论普通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

确立单位累犯制度是刑法发展所必需。普通单位累犯的主体是单位,主观上限于故意,刑罚要件以单位自身所受刑罚为准,时间起算点为单位前罪罚金刑执行完毕。     

关于我国刑法累犯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的累犯制度在 1997年修改之后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 ,单位能否成为累犯 ;累犯不得假释是否合理 ;“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 ,还是指主刑和附加刑都执行完毕。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立法价值评判

刑法应当增设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其构成要件之前后罪都应是故意犯罪 ,时间条件是后罪发生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单位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决生效以后五年内 ,且前后罪中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中国大陆与澳门地区累犯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国累犯制度之完善

澳门刑法有关累犯的规定具有鲜明的大陆法系刑法累犯规定的特征,将大陆与澳门地区累犯制度作比较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两地累犯制度的历史由来、特征和优缺点,对完善两地、尤其是我国大陆地区刑法的累犯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对我国累犯量刑制度的质疑

确定累犯刑事责任根据的唯一基础应是犯罪构成。从犯罪构成分析,认为累犯一定比初犯的社会或人身危害性更大的观点并不正确,对累犯一律从重量刑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因此,我国应引进保安处分制度,以完善我国累犯量刑制度的措施以改变当前累犯犯罪率不断升高的不利局面。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调控范围的特点与趋向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理性觉醒和犯罪观、刑法观转变的成果;罪刑法定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刑法的调控呈现出制刑权专属性、刑法谦抑性、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刑法规范体系的不周延性、刑法调控范围由开放走向封闭等特点;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宽容程度提高,其人道性增强,但要防止刑罚不足现象的出现。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应如何认定仍存在争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应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作缩小解释,同时应在刑事责任年龄外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作进一步区分,以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从压制型刑法到自治型刑法——兼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及合理适用

与政治上专制相对应,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其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刑法呈现压制型特征;近代以降,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式,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我国当下刑法正艰难地从压制型刑法走出,其艰难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于是,在以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论企业重整制度的法域归属

企业重整制度关注公权力的正确介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合理调节当事人利益间的平衡,理应归属于经济法域。     

行政刑法界域探析--兼论《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定位

自行政刑法的主张提出以来,行政刑法界域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行政刑法的界域主要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研究对象.无论从语法逻辑还是从我国法制实际来看,行政刑法都属于刑事法域.对于行政刑法的研究对象,应扩大行政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范围,并将今年全国人大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纳入行政刑法的范畴.     

论海上侵权行为法的范畴

海上侵权行为和其责任承担方式特殊性决定了海上侵权行为法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在法律范畴上,海上侵权行为法为海上侵权关系的法律规范按照一定逻辑所形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规范集合;在法律体系归属上,海上侵权行为法属于广义海事法的一部分。以侵犯的权力客体不同,可将其分为海上财产侵权、海上人身侵权和海洋环境侵权三种类型。     

轻刑主义：拯救抑或放纵——从当前我国刑事立法视角的反思

我国的刑罚体系不但不是有些学者所称谓的重刑结构,反而失之过轻.轻刑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与国情盲目追求刑罚的轻缓.现行刑法的轻刑主义倾向应当通过刑罚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加以矫正,否则,刑罚的功能发挥将受到不当抑制,进而影响刑罚目的的实现.     

刑法目的惩罚与恢复的调和--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兴起

传统主流理论认为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种以公诉罪为主线,关注惩罚的理论概括并不全面,它忽视了我国有关恢复被害人利益的立法取向;世界范围内的以协商和解和赔偿为特征的恢复性司法改革运动表明刑事司法理念从以犯罪人为中心到犯罪人———被害人为中心的模式转换趋势,预示着刑法目的惩罚与恢复的调和是一种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