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关系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音乐学(即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是两个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音乐学分支学科。但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民族音乐学把音乐置于文化视阈来考察,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民族音乐学突出音乐文化中的多姿多彩,使中国传统音乐学拓宽了研究路径;民族音乐学重视田野考察的工作范式,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补充。     

王光祈音乐学思想及其对云南民族音乐文化建设的启示

王光祈先生是我国现代音乐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撰写和译介了大量经典音乐学著述,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对西洋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研究以及比较音乐学研究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天看来,他的音乐学思想尤其是比较音乐学思想,虽然诞生已近百年,但对云南民族音乐文化建设仍然有着积极启示。具体体现在对云南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定位,对云南民族音乐文化建设科学化、系统化的提升以及具体应用等方面。在云南民族音乐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确立科学的建设理念,重视田野考察、充分挖掘云南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实施产业化保护策略,为最终实现云南优秀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做出积极努力和应有贡献。     

“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新论——布尔迪厄“社会炼金术”的启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当代中国正在出现以"中国元素"为振兴内容的"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这既是中国文化主动融入世界主潮的文化行动,又是一场民族"本土化文化的保卫战",似乎全球各国都卷入了这场"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个性文化生存"的世纪冲突之中,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是一场全新的现代"城市革命".     

新疆多民族城市社区多元文化的成因、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沟通、交往等日益增多,一方面各民族因“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交错”的居住格局而形成了多民族城市社区,另一方面使多民族城市社区的各民族文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其主要表现在社区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等三方面。在“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理念下,新疆多民族城市社区的多元文化在普遍性、特殊性、和谐性特征的基础上,朝着现代文化的方向发展。     

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流行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学是"以民族学、人类学方法研究音乐的学科",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展,它已经把流行音乐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流行音乐研究可以开拓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时空,促进其更新观念,丰富其研究方法与理论.民族音乐学则可以为流行音乐研究提供研究角度、模式、价值观、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帮助.     

从舞剧《丝路花雨》到“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艺术溯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的艺术图形元素在现代设计中,显示出独特、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沉淀、延伸、变化,成为了中国传统艺术体系的一朵奇葩。因此,我们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才能真正推进中国未来现代艺术设计的更大发展。     

广西民族文化与城市品牌创新双向推动战略研究

民族文化与城市品牌建设存在双向推动的关系,民族文化让城市品牌富有个性,而城市品牌建设也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因此,可以运用广西民族文化推动城市品牌创新发展;加强城市品牌的营销,提升广西城市品牌形象,使民族文化得到传播;打造文化品牌,促进城市品牌创新和经济发展.     

民族文化传播学：历史与现代的传递

民族文化传播学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文化、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及活动规律、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现代建构。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视角、类型描述以及民族文化传播的多重深层因素等方面详尽阐释民族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部研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拓荒之作——《西藏的民族传统体育》读后

民族体育是一种历史悠久、引人注目的,存在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与生活中的,与现代体育概念既有相通性,又有差异性的民族文化现象。而传统是一种文化遗传,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石。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又是世界各民族自身发展历史的时代产物,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展现,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体育文化遗产。历史悠久的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丰富多彩的藏族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西藏的民族传统体育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特定的自然、社会和宗教的环境中…     

民族梦想与城市精神的诗性同构

<正>文化与地理的双重边缘位置使少数民族对近现代以来逐渐展开的国家性现代化与主流城市主义蔓延有着天然的抵抗心理,少数民族作家作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往往陷入民族传统与现代城市文化的结构性对立冲突之中,应激性表达往往是以对城市的负面书写强化少数族群社会融入的障碍和城市受伤意识。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满族似乎是个例外,他们本是游牧民族的后裔,但祖先最光荣的历史又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和辉煌的都城联系在一     

论戴望舒诗歌现代性品格的建构与缺失

20世纪30年代的戴望舒以对中西诗艺的融汇化合,建构起自己独特的诗歌世界,也初步建构起一种可贵的现代性诗歌品格,推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向前发展。但是这种现代性并不完整,也并不纯粹,存在着明显的缺失和杂质。如何提升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品格,戴望舒的诗歌从正反两方面都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现代刻字艺术性创作原则初探

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已走过将近三十年的历程,如何提高现代刻字艺术表达能力,已为现代刻字艺术家、文艺理论工作者所重视。从现代刻字艺术发展实际而言,现代刻字艺术性创作原则,除了通常所说的写刻相合、形色俱佳等原则以外,还要注意把握刻前书写的艺术性原则、造型的弹性原则、书刻的审美价值原则等艺术性原则。而这些艺术性创作原则可以通过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广读博阅猎取知识、不拘一格敢于创新、勤思苦炼善于雕琢等途径,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提高。     

民法法典化的本位问题新视角

制订中国民法典应采取以权利本位为主 ,以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从中国民法发展的历史阶段、经济基础、政治文化背景等角度论证这一立法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探讨权利本位思想 ,对当代世界民法社会化思潮的回应 ,很有必要。     

从《新青年》看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转型

《新青年》对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以独特的视觉方式,创作出新的书籍视觉形象,建构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现代设计理念。此外,《新青年》促进了阅读方式的转变和＂新＂的视觉模式的形成,为书籍设计的观念、形式、内容等方面展示了变革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新青年》完成了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转型。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论郭嵩焘的“人心风俗“思想

郭嵩焘在办理洋务、出使西洋的过程中,初步分析、引介了“开放”、“求实”、“重商求利”等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并以此为参照标准,批判了“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虚文”、“浮躁”等中国传统的落后社会心理,为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做出了重要贡献。     

船山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进入近代以后 ,湮没于清初的船山思想经邓显鹤、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人发掘得以复苏 ,船山的尊王攘夷、华夷大防等思想 ,在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等不同时期 ,为思想家们所接受和创新 ,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理论与方法：汪晖的思想史研究

从理论立场上来说，汪晖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力图在充满各种悖论的现代中国思想中勾勒出复杂的现代性图景（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并将其作为反思当下的思想资源；从这一立场出发，汪晖发展出“个人同一性”和“历史同一性”的方法论，注重思想家及思想运动内部的整体性和同一性，而在此“同一性”中又着力强调其内部各种悖论性的思想因素。思想借此获得了某种活力和紧张感。汪晖的这种注重整体性和“同一性”的方法，意在使现代中国思想不仅仅作为被动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同时还要成为反思当下的思想资源。在汪晖的方法论中，渗透着他鲜明的理论立场，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学术自身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晖理论立场和方法论之间的纠葛，源于作为专业研究者的汪晖和作为文化批评者乃至思想者的汪晖两种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     

"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

“华侨”、“华人”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用法。在对“华侨”、“华人”一词的缘起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对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的不解释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了当今发生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话语变异。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