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福建家庭规模和结构类型的转变及对社会的影响

一、福建家庭规模的特点及成因（一）家庭规模持续减小据统计，从1981年至1994年，我省家庭户数年平均增长2．78％，人口年平均增长1．56％，使得家庭规模从4．92人／户降为4．26人／户。（二）小型化家庭发展迅速据统计我省五人及以下的户数“四普”时占76．2％，四人及以下的户占54．8％；1993年分别占75．8％和52．5％；1994年分别占79．7％和57．6％。可见我省小家庭户占大多数，而传统的大家庭正逐渐消亡。（三）城镇家庭与农村相比，平均规模小，发展变化快据我省“四普”统计，家庭户均人口为4．43人，其中城市为4．01人，镇为4．48…     

家庭结构变化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鞍山市家庭的分析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是一切社会经济变革效应的最终承受者。随着社会经济改革在我国的不断深化,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近些年来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家庭规模缩小、年轻人结婚年龄推后、离婚率上升、头胎孕妇平均年龄提高、配偶生养儿女．数目减少等等,传统的大家庭正被小家庭取代,家庭的结构也越来越趋向多元化。     

金平“拉祜西”的“卡”——论苦聪人父系家庭公社的性质和特征

“拉祜西”是居住在云南省金平县境内的苦聪人的一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等原因,致使这一支苦聪人到解放前夕仍处于父系家庭公社(“拉祜西”称父系家庭公社为“卡”)的发展阶段。本文提出“拉祜西”的“卡”具有血缘性、流动性、分散性、公有私耕二重性、生活消费的互助性、“抽母”的权威性、“欧代”的维系性、规模的局限性、习惯法的约束性等九个特征,又从生产力、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家庭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卡”的内部矛盾,并且讨论了在“卡”内土地是否已为个体家庭占有、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是否已经动摇、是否已经出现贫富分化、小家庭是否已经取代了大家庭四个问题,从而揭示了“拉祜西”的社会性质。     

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冲击与决策选择——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中国内地人口老龄化同世界总的趋势相近,但比较起来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2000年以后,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所带来的社会负担“冲击波”将是前所未有的,出路在于改革。首先要对现行的以城镇为主体的离退休制度进行改革。其次,重点扩大农村的养老保险范围。老年人口与总体人口、成年人口相比,具有未婚率、初婚有配偶率低,再婚有配偶率、丧偶率高,离婚率基本持平的特点。人口老龄化对传统家庭的维系与冲击依据老年人口年龄、文化、收入、城乡结构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总体上处于由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过渡状态。随着亲情、血缘、家庭链条的松散,老年生活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社区。老年人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社会性参与将有所增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将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核心家庭,单人户和一对夫妇户比重在不断增加;家庭结构简单的中小家庭比重不断上升,结构复杂的大家庭比重持续降低。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老年人更多生活在空巢家庭中;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留守家庭问题影响着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适应家庭结构的变迁,建立促进家庭发展的专门机构,构建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     

并家模式下的家庭权力重构及其实践逻辑——基于苏南农村的并家经验考察

苏南地区的并家对传统父权制结构造成冲击的同时,也重塑了新的家庭权力结构,并直接影响子代小家庭的发展。并家作为一种双系婚姻策略,以满足父代纵向情感需求为导向,客观上形塑了新的父权形态。“新父权”遵循“情感—资源—权力”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父代参与子家庭事务的权力,具有隐匿性和不稳定性、权力相对性等特点。“新父权”客观上破坏了小家庭的边界,对小家庭造成挤压,但其权力实践因小家庭自主性强弱而呈现出不同形态。     

中国传统家庭合与分的制度考察

历史上不同时期,存在着对民众居住方式有着不同影响的制度.概言之,既有抑制亲子分爨、兄弟分家和鼓励大家庭维系的制度,也存在有利于小家庭成长的制度环境.在多数时期,法律、政策、宗规族训、惯习等对分家的限制虽有作用,但较少刚性,并且元明清时代法律对分家的限制作出了让步.由于非福利社会中家庭养老是子代不可推托的义务,父母在世时尽管兄弟不分家的复合型家庭难以普遍保持,但直系家庭是近代之前的重要形式.总体看,历史上的家庭形态构成为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和核心家庭并存.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这两类中小型家庭高于复合型大家庭,当然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会有差异.     

拉祜族“班考”现象的文化阐释

拉祜族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中,存在着一种“班考”现象。这种现象的基本特点是,拉祜人有两个“居住地”,一个是相对稳定的村寨大家庭住地,另一个是随着游耕地不断迁徙的临时住地,这种临时住地,拉祜人称作“班考”。一、“班考”现象是拉祜族游猎游耕文化的特有反映,固定住所与非固定住所并存,这是与其生产的不稳定性相一致的。二、“班考”现象是拉祜族大家庭制度裂变的产物,“班考”为大家庭制度向个体小家庭制度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三、“班考”现象为拉祜族分配,继承制度变迁提供了现实条件,即从原始平均主义分配继承原则转变为个体私有制分配、继承原则。     

当家庭遭遇革命——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家庭的解体及其文学表现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行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成为一种显在的阻碍力量。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有必要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两方面摧毁传统家庭模式。为了瓦解传统家庭,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十七年文学采取了一种改写、将家庭问题政治化和去私化的策略,将个人从传统大家庭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其置于一个新型的集体组织中。当革命的大家庭接纳了失去小家庭的个人,并以集体的名义实施对个体的全面控制后,个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小城镇工业化中家庭结构的变化

一、有关工业化同家庭结构变化的各种假说工业化以前的家庭形态是大家庭占统治地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小家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形态.从60年代到70年代,根据对事例的研究,对所谓工业化的进展将使全球社会的家庭形态小家庭化这种假说提出了修正和批评.下面想从中举出美国和第三世界的社会学家们对假说的修正.威廉姆·哥德(WilliamJ.Goode)指出,面对工业化的要求,究竟什么样的家庭形态为合宜,这要依照各个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情况而定.例如在美国,上层     

开拓山区劳务市场的有关问题浅析

<正>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是一切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它只有跟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特别是跟土地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作为消费者的人口,包括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包括了这些人口中的劳动力.而作为基本食物生产者的人口,则只是农村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一部份.山区由于客观的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一般人口稀少,劳动力相对缺乏,技术水平又较低,这就严格地制约了山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但是,山区山多,地少,田更少,而且在大多数地区,这些众多的山地拥有的生物和水力、矿产资源,却是比较富饶的;山地的生产一般以多年生的林木栽培为主,多属开发性生产项目.这类项目生产周期较长,宜于大面积经营,所费劳动较少,规模效益较好,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较高.当前,山     

秦汉时期的“五口之家”述略

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习惯上将战国秦汉时期的个体小农家庭称为“五口之家”是可信的。这种家庭结构大部分是夫妻子女型，即社会学上所说的核心家庭。三世以上同居的大家庭虽然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但数量极少。个体小农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由于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和天灾、战争等原因，个体小农家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由于个体小农家庭的存在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个体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所以，它一直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中     

唐代家庭结构初探——兼论中国封建家庭结构变动规律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的构成和组织模式。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家庭结构;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上也会并存着几种不同的家庭结构。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人口少,构成简单,一般由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个体家庭;存在着上及父母一代的个体家庭,或称扩展的个体家庭;还存在着包括若干对已婚兄弟同财共居的复合家庭。复合家庭中一部分累世同居,超过三、四代,甚至多达十几代,有人把它称为家庭公社。社会上的家庭或聚或散,或分或合。一些家庭采取这样的结构模式,另一些家庭采取那样的结构模式。这里是否有规律可循?学术界有人提出:“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家族穷则合,富则分,可以说是一条规律。”从社会经济关系入手去探寻家庭结构的变动规律,这种研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要说“穷则合,富则分”是一条家庭结构变动规律,笔者却不敢苟同。本文拟以唐代家庭为考察对象,对中国封建家庭结构的变动规律作一初步探讨。     

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

20世纪7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它改变一般家庭生育积年所形成的早婚、早育、多育的社会习性,构成我国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蓝本,是中国现代人口政策的的奠基之作。     

拉祜族大家庭的调查与分析

解放前拉祜族已普遍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在云南省澜沧、孟连、耿马、双江以及西双版纳一部份拉祜族地区还程度不同地保存着一种集体占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并实行共居共食的原始共产制的大家庭形态及其变异形式。现根据笔者在澜沧县糯福公社南段大队南段老寨几次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拉祜族这种大家庭的居住形式、内部结构、经济基础、与村社的关系和家长的权力等问题作一些考察和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些资料,供民族学界对家长制家庭公社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辽代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探论

西拉木伦河流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 ,也是生态敏感地带 ,探讨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是研究辽代经济以及环境诸问题的前提。辽前中期是历史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最多的时期之一 ,主要包括编户人口、提辖司户人口以及迁往中京地区的人口 ,三部分人口约 3 5万。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主要将编户人口与提辖司户人口列入农业人口范畴之内 ,并未考虑迁移人口与迁出地之间的关系。其实 ,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往辽中京地区的人口均属农业人口 ,同时也是辽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农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其列入 ,即全面复原了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农业人口规模与农田垦殖规模、生态环境直接相关 ,这 3 5万农业人口决定了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开发规模 ,同时也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地关系基础     

中、犹传统家庭观之比较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十分重视家庭的民族。两个民族在传统家庭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家庭类型上,中国传统是追求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犹太传统则是倡导“离开父家”、夫妻合而为一并生育子女的家庭模式。在家庭伦理关系方面,中国传统强调的是父、兄、夫对子、弟、妇的束缚及后者对前者的服从;犹太传统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平等的人伦观。在家庭价值观方面,中国是“家国同构”;犹太民族则是“家庭、宗教、民族同构”。     

流动时代的家庭变迁

在人口大挪移的流动时代,科技改变生活,财富考验价值,作为＂社会细胞＂的中国家庭也面临新变局。相对固定聚居的大家庭形态趋于解体,新家庭形态的出现衍生新的人群：漂一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独生子女、失独父母、丁克族、不婚族等。这些新家庭形态也导致各种新观念层出不穷,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明显,家庭代际呈现新的对话与磨合。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百县千村”之“整村调查”数据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顺应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基于“河南省‘百县千村’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在乡镇、县城、省辖市、省会和三大都市圈等多种空间类型的就业分布。从整体看,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呈现出两端多、中间少的“U”形特征,省内则以郑州市区和各县县城为主要就业地点。受教育程度、就业信息来源等个体因素,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抚养比等家庭因素,村庄区位和经济基础等村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选择均有显著影响。     

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

根据农村70岁以上老年人的口述史资料,可分析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土地集体化之前、50—70年代土地集体化时期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家庭生产与生活情况,以及这三个时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型并不是由西方传统意义的工业化促成的,作为1949年后国家早期工业化策略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改变了父权制度下的代际关系与结构,进而启动了家庭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这一解释有别于经典的家庭变迁的"现代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