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中朝文学交流

中朝文化交流可溯及先秦两汉,而文学交流至唐代始蔚为大观,后经宋、元、明到清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本文拟就清代中朝文学交流试作一评价。(一)众所周知,古代亚洲国家如朝鲜、日本、安南都曾接受汉语言作为传播、吸收中国文化的媒介。汉语作为表达的工具,在朝鲜始终没有丧失它的地位。朝鲜从五世纪以来直到李氏王朝末叶,正式的文书记载大都用汉文书写。①因此,朝鲜文人对汉语有很高     

清代的中朝文学交流

中朝文学交流经历了我国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朝文化交流可溯及先秦两汉。而文学交流至唐代始蔚为大观,后经宋、元、明到清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本文拟就清代中朝文学交流试作一评介。古代亚洲国家如朝鲜、日本、安南都曾接受汉语言文学作为传播、吸收中国文化的媒介。汉语作为表达的工具,在朝鲜始终没有丧失它的地位。朝鲜从五世纪以来直到李氏王朝     

中朝文学交流:楚亭文学作品对清代文坛的影响

古代中朝文学交流是一种不均衡的双向交流过程。朝鲜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基本上扮演了接受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文学只是单向吸纳中国文学的“营养”，而不对中国文学产生任何影响。楚亭朴齐家的文学作品对清代文坛所产生的影响，恰好证...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中经历了由高丽朝文人士子自下而上的推动、朝鲜朝初期深度参与意识形态建设、17世纪达到高潮、朝鲜朝后期发生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愈的不同散文作品契合了朝鲜古代不同时期政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被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之中，甚而成为朝鲜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中国批评话语影响、朝鲜古代的政治生态、民族散文批评话语构建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韩愈散文的典范地位，表现出了中国古典散文域外传播和接受的典型特征，在东亚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清代晚期皇家建筑师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于古代建筑师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但由于缺少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一直很少有对于古代建筑师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等真实状况详细研究。文章通过对清代家传样式雷图档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从中发掘出的大量鲜活的史料,力图生动真实地揭示出我国清代晚期皇家建筑师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      

隋唐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制度

隋唐律令制度博大精深且积极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以至影响古代朝鲜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由于各国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古代朝鲜、日本等国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但仍保持着很多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     

论古代朝鲜神话中的卵生母题与鸟和太阳崇拜

古代朝鲜神话中反复出现的卵生母题是其族源神话的一大特色。这与古代朝鲜民族的鸟崇拜和太阳崇拜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揭示有助于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朝鲜神话和朝鲜文化。     

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

清代大学者阮元与金正喜、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朝鲜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堪称清代对朝鲜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三代朝鲜学人,都深受阮元的影响,在经世致用之学或考据学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并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朝鲜的流播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日藏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及其语料价值

收藏于韩日的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是一批内容为中朝边境贸易、体例同中有异的朝鲜民间汉语“会话类”教科书文献;在清代北京官话教材的大背景下,这批汉语会话书也是清代“北京官话”的口语教科书,并与同时代的日本和西人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共同构成了19世纪域外汉语北京官话教科书体系。因此,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为清代汉语官话、汉语方言、语言接触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史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域外文献,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朝鲜古典诗话研究》一书出版

《朝鲜古典诗话研究》一书出版最近，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朝鲜古典诗话研究》一书。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由延边大学从事朝鲜──韩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任范松教授、金东勋副教授和两位讲师共同撰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朝鲜古典诗话的专著。本书共分为四篇：...     

18世纪中韩文人学士之间的友好交流

18世纪的中韩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往来于两国的使节活动进行的。尤其是从18世纪后半期,朝鲜朝“北学派”的文人、学者,以使节团随员或检书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直接同中国文人学士接触,并通过笔谈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坦诚的交流,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回顾18世纪中韩两国文人学士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对21世纪中韩文化交流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清政府对越境朝民的政策

清前中期，中朝边界封禁甚严，越境牟利多被处死。近代以来，朝鲜多遇灾荒。贫苦无依的朝民冒死越境，潮水般涌入中国境内。对此，清廷先是驱逐，后又令其“剃发易服”“领照纳租”，实行接纳政策。宣统元年(1909)，清国籍法颁布。此后，朝民依法入籍，后逐渐形成境内的朝鲜族。     

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

朝鲜在清朝"三藩之乱"期间对清朝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工作,其主要的搜集渠道有三条,即:"燕行使"的情报搜集、义州方面的情报搜集以及自日本对马藩获取清朝情报等。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朝鲜所获取的部分情报有"失真"的现象,但这些情报依然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朝鲜此时制定对清政策的重要依据。     

清道咸时期中朝文人交往方式探析——以李尚迪为中心

清代中朝文人交往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留京期间,中朝文人宴游唱和,以画纪事,写真留影;第二,临别之际,两国文人常以画图题赠,表达相思怀念之情;第三,在分别后,中朝文人通过互赠和互寄书籍、器物、诗作等方式,表达问候,以慰相思。由此可见,清代以来中朝之间日益紧密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佳话。     

清代后期柏覆在朝鲜活动述论——以《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为中心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朝鲜宪宗十年）清朝派出吊祭使柏莅前往朝鲜谕祭朝鲜孝显王妃。柏蔹在朝期间,除完成吊祭使命外,还进行了赏赐朝鲜官民、辞却赆银、观赏景色以及与朝鲜官员进行诗歌交流等活动。通过对柏薇在朝鲜活动的研究可以看到,清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其在朝鲜的地位并未削弱,清朝与朝鲜仍维系着友好的关系,而柏莅与朝鲜官员的诗歌交流则可视为此一时期中朝文化友好交流的见证。     

晚明与晚清中国对日战争之比较——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

晚明万历年间日本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明廷以保护藩属为名出兵,先后两次打败日本军队,维护了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晚清光绪年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清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至此彻底崩溃。两次中国对日战争,其结果是一胜一负,但后者对中日朝三国的影响确是极为深远的。清王朝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鲜实质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却崛起为东亚新兴霸主,朝着世界级的资本主义强国迈进。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在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史上,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重启了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了"天涯知己"般的深厚友情。除燕行使外,朝鲜还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的通信使路线,1764年元重举就曾以此身份出使日本。如果将同时代燕行使与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观察,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此外,从洪、元与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经历,可以发现18世纪中、日存在相似的"情"的世界,而朝鲜则无。日本"古学"与清朝考证学都将"情"置于积极主张的地位,这造成了中、日两国与信奉朱子学、宋学的朝鲜在精神世界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