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权的属性

环境权的属性与人权、自然权利、道德权利、人格权和财产权有许多关联 ,但是并没有正确揭示环境权的属性 ,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 ,研究环境权的属性对于明确环境权的主体、内容和保障方式有决定意义。     

环境权论

尽管环境权已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承认,但公民环境权的保障仍是整个社会的薄弱环节。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所要做的不仅是将环境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固定下来,更应该让这一法定权利在环境保护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国际人权法中的环境权——以经社文权利公约为视角

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散见于一系列人权公约当中.它分散在与政治权利有关的人权公约中,也存在于同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在与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它体现为健康环境权、过得去的工作环境权、过得去的生活条件权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权.这些权利的存在,揭示了人权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让人权得以更加充分的实现.     

环境权新论

笔者从界定原则、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和权利主体等方面对环境权的界定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证,从而得出结论:环境权是自然人享有适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的法律权利.除自然人外,法人、国家、非人自然体都不能成为环境权的主体.环境权的权能是一个动态的体系,目前可以包括日照权、宁静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景观权、环境参与权,其中环境参与权是其核心权能.     

论我国少数民族环境权

环境权对于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存在普适性的环境权.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和现实的生产方式角度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交往有特殊性,凸显出少数民族环境权这一范畴.少数民族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一环,在我国的宪政体制框架下,它包括诸多的具体内容,应对我国少数民族环境权实施特殊保护.     

环境权的多维透视

环境权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有关环境权的论述可谓众说纷纭。环境权学术研究的过于理想化倾向使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遭遇质疑，因而有必要另辟蹊径，从环境权的内涵、状态、要素以及性质等多重维度对环境权进行透视。     

论环境权的双重司法救济——基于环境权性质的考察

环境权是一项私权与公权性质相结合的新型权利，本文基于环境权的性质分析，结合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规定，提出环境权双重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并建议我国应尽快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实现环境权的双重性救济，建立良好的环境权救济制度。     

公民环境权研究的谱系

文章在文献统计的基础上综述了国内法学界对于公民环境权的概念、公民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内容以及公民环境权的实现等问题研究的成果。     

环境权行政诉讼探析

随着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有关环境权益的纠纷越来越多,对环境权益受损能否诉求司法救济?行政机关从事恶化环境状况的原因活动如违法审批,作为环境消费者的一般公民是否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本文在对国外有关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予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建构环境权诉讼的初步设想。     

试论实体性自然人环境权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自然人环境权又是环境权体系中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环境权,对个体环境权的保护,是实现整体环境权的基础。自然人环境权包括实体性自然人环境权与程序性自然人环境权。实体性自然人环境权是一个由多种子权利构成的权利体系,它包括环境人格权、环境需求权、环境安全权、环境经济权和环境精神权,具有丰富的内涵,从法律上确认、保障实体性自然人环境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一个理论框架

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根据产权对经济绩效的一般作用机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实际,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农地所有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农地承包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内部权利构成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农地产权形式或不同的农地产权结构对权利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产权通过其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促使农地产权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农业绩效提高的方向发展。     

环境人权主体的伦理界说

环境人权是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给人类造成的威胁和挑战而提出来的。对环境人权的主体进行审慎的伦理界定,能够为正确合理地解决环境问题和缓和各种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提供强有力的现实价值支撑。一项人权只有具备了普遍性和有效性,才是真实的和真正的人权。遵循这一要求,人类不能成为环境人权的主体。而将环境人权的主体定位于当代人和后代人(环境人权作为个人人权)及国家(环境人权作为集体人权)是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的。     

土地发展权框架下失地农民的补偿

计划体制下土地征用的"产值倍数法"补偿标准是导致失地农民补偿不足的制度性根源。这种补偿只是对农民在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收益的补偿,而未对获取这种使用权收益的资源禀赋进行补偿。在目前的农地制度下,土地是农民依托于集体土地共有制下的一种资源禀赋,是农民在家庭农业经营下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基础。本文认为,在土地征用中应明晰土地发展权,并保障土地发展权收益对失地农民资源禀赋的补偿,从而有利于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转换和社会保障的安置。     

关于建立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构想

本文提出完整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应包括两个互相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体系,即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宏观环境核算）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微观环境会计）。     

税收视角下的农民环境权保护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当前影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缘于农村资源配置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而影响到农民环境权的实现.因此,我国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环境资源配置中的辅助作用,通过成本控制、税收等一系列手段来规制农民应享有的环境权,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财产权法律经济分析的操作性框架

财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使得财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不能再从法律体系中自我证成,而作为替代性分析工具的财产权法律经济分析又面临着当代经济学发展和传统法学质疑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通过对财产权的有效性标准、设计原理、有效性验证方法以及财产权和博弈规则间对应关系的逐一梳理,一个新的、可操作的财产权法律经济分析框架不但妥当解决了实践上的疑难,还积极回应了法律经济学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呼声。     

环境民主权利构造之路径选择

基于环境民主的公共性特质,一个国家的民主发育进程最有可能表达于环境保护领域.由于环境利益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导致环境民主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的艰难性,而环境民主的权利化构造恰是良好的制度选择.环境民主的权利构造过程恰是公众环境保护权利的动态配置过程,它不能完全游离于环境治理公权力的运行轨道,而是围绕环境保护领域中的环境立法权力、环境行政权力和环境司法权力的行使实现环境公共利益.     

WTO体制下的贸易与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两大潮流融合交汇，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焦点。贸易与环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国加入WTO后，要实现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双赢”目标，就必须采取完善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等应对措施，以使我国的环境与贸易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相衔接，促进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