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贪”与“惩贪”

鉴于元末贪吏横行、社会腐败,终致覆亡的教训,朱元璋深知“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于建国之初的洪武四年即“命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洪武二十五年,“命户部备录文武大小官品数,给俸米之数,以米计谷之数,又计其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是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太祖实录》卷二二零》)以“吾民之艰”与官吏之“坐享天禄”相对照,从而促贪吏之“醒”。但,总有冥顽不醒者,因而不能不“惩”,朱元璋对此亦不曾手软。据     

西汉少吏的时代转型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汉书》可考之史实为中心

汉代"少吏"指官僚群体中位居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受汉代用人之制、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变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汉时期的少吏有一个从"文法之吏""儒化之吏"到"吏化之儒"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这一方面反映出对秦时以法吏为主之弊的渐进式调整,另一方面又可弥补不谙吏事、不达时宜的儒吏之弊,从而使汉代官吏形成儒法兼通的历史格局。此外,汉代社会还给予少吏晋身的通路与保障,使得众多少吏得以渐达官僚结构上层;而这类官吏的参政不仅可保证施政的正确性、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而且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并有效治政。     

清代监察体制运行的制约与反制约关系——以“照刷文卷”律为例

“照刷文卷”律是清代监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官员定期检查衙门文书，及时发现违法情形并予以惩罚的形式，起到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的效果。在制度运作过程中，清朝建立庞大、完善但又繁杂的律例体系，实现了“清代化”，但是也为监察客体肆意“规避”“反制约”提供了依据。清代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律例体系的极大发达，并不一定是制度最优化的结果，它可能还是部院衙门、官吏追求私利实施规避行为的法则，是“国家利益”与“衙门利益”甚至“官吏私利”之间博弈的法律形式。     

试论唐代历史上的“简政省官”

有唐一代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上,先后进行过多次“简政省官”改革,但均归失败。究其原因,有的因为只限于纸上空谈,并未付诸实践,有的虽付诸实践,但因遭到官僚集团的极力反对,复又收回成命,故亦无效果;有的虽有些具体成果,但所减之官,均在编外,对国家财政负担的减轻均无作用。结果,官僚机构的臃肿、官吏人数的冗滥一仍其旧。因此作者认为,封建社会这一痼疾。是封建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封建统治阶级内虽不乏贤能之士,然终归是根治不了的。     

清代吏胥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

清代吏胥群体是一个有着显著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政治性群体,他们供职于各级官府,甚至子弟相承,世守其业,呈现出"权力继承"的失控局面。京师衙门的书吏还多用浙绍人,或是同一衙门的吏职被一省之人占据。凭借血缘和乡党关系,加上在职业活动中建立的私人交谊,吏胥既可相互援手,成就公事,又能结揽把持,害民蠹国。而变换角度和立场,则不难发现吏胥通过建立各种纽带关系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是在寻求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     

论晋末南朝时期的“岭南之弊”

东晋南朝时期的“岭南”一词,所指范围较现今意义广泛得多。晋末刘宋时期,频见于史籍的“岭南之弊”,主要指此地官吏的贪墨之风。司马元显、刘裕、刘义隆对“岭南之弊”的处理,既显示了中央力图有效管辖地方的实践,亦反映了主政者与地方官吏之间的资源争夺,是帝制时代皇权与官僚权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钳制的共生关系的一个缩影。岭南地域自身的发展程度、政治形势、为政风气、国家财政情况,则是影响主政者对“岭南之弊”态度的重要因素。     

宋代黜降官叙复之法

任何时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要对官僚队伍中的各种刑事犯或政治犯等进行处罚,也要根据其情节轻重和责降时间的长短为某些人弛刑或重新录用。对贬降官吏的重新录用无疑对现任官僚队伍有很大影响,这是一个应该给予重视的问题。宋朝把对黜降官的重新叙用称为“叙”、“复”、“叙复”、“叙用”、“收叙”,以及“牵复”或“牵叙”等。复叙的对象包括被贬降的文官、武官、内侍官、吏人、进士、军员等的全部正犯及其诛连之人,这里主要涉及命官文武臣僚的叙用。     

秦汉守官制度考述

秦汉守官制度,即官吏的试用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吏任用制度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课题。一、守官制度的建立赵翼《陔余丛考·假守》云:“其官吏试职者曰守”。守官即试任某官的意思。作为一     

清代职制律初探

各级封建官吏在其王朝帝国中,都担负着一定的政治职能。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当局的存在是通过它的官员、军队、行政机关、法官表现出来的,如果撇开政府当局这个肉体,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想象、一个虚名”。所以,以封建皇帝为首的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是其社会的主要支架,并只有通过官吏分掌兵、刑、钱、谷才可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国家职能的发挥,“天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百官也”。由此可见,严肃吏律,整饰吏治,督励百官,忠于职守,实为整肃政风、治国安民的必要手段,亦是国运兴衰之所系。     

论吏士行能令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②郡国③之选,所谓“可与适道④,未可与权”。管仲⑤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⑥,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⑦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⑧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⑨德行,有事⑩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治吏不治民”浅论

“治吏不治民”是先秦政治思想家韩非明确提出的一个法治原则,是法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其中一个重大变革,就是封建官僚制度取代了奴隶制的世卿制度。一大批出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凭借封建君主对其才干的赏识,平步青云,位侪庙堂。这样,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由国君诠选任免并对国君直接负责,以才干换取爵禄的封建官吏。他们     

我国监察制度的起源

监察官吏历代皆为御史。御者,侍也,进也;史者,官也。所谓御史,意为侍帝左右司进御之官。考证“御史”,并非设置之始即为监察官。刘师培在《论历代中央官制之变迁》中写道:“御史之职在周代之时亦属微官,惟邦国之治,万民之令,均为御史所掌,复兼摄赞书之职,以书从政之人,与后起居注略同。战国时秦、赵皆有御史,亦属未僚。盖御史训为侍御,犹言侍史,惟居斯职者得以日亲君侧,故至秦,即为尊官,与丞相并,复改称御史大夫。”可见,     

谈中国封建社会官吏犯赃

在我国封建社会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充满着官贪吏污,和反贪官污吏的斗争。本文想就这一斗争,从封建法制的角度,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在封建法律上,官吏贪污统称犯赃,封建统治者对此立法和执法如何,封建社会的现实情况却又如何。     

从秦律看秦“吏治”的特点

有秦一代，提倡“吏道”，重视“吏治”，把对官吏的管理提到重要地位。为了强化“吏治”，秦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推崇“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极力凭借法律武器，将官吏的各项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铨任用、政绩考核和奖惩制度，使封建职官制度开始法律化，并收到了一定效果。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末农民大起义时“有叛民而无叛吏”①即是证叫。从现自秦法制史料看：秦统治者十分重视用法律手段调整社会关系，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形容案律“无孔不入”，绝非夸大其辞。秦始皇行韩非之说…     

中国封建社会官吏任用的限制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自战国秦汉以迄清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贯彻终始,日益完备。作为庞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件,封建国家人事管理制度的构筑亦日趋周密。“用得贤才,致安之本”,“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古来王朝成败兴衰的历史,使封建时代“明君圣主”、“弼臣良相”及其思想家们,无不痛感官吏之选用管理,对统治的稳固和延续,是无比地重要!几千年来统治术的积淀,使封建人事管理制度或为中国封建社会赖以僵而不死、残喘苟延的救命术,今天对其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无疑会增进我们     

封建官制再析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了二千多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集权统治,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庞大而严密的官僚体制.封建官僚体制是封建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特点,对封建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是封建政治呆滞、僵化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最大惰性之所在。     

鄂西土家族人民的白莲教起义

清代中叶以后,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和上层建筑的黑暗日益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桎梏。长期以来,封建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巧取豪夺,大肆兼并,使“田之归富者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形成了“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使当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汉代乡亭部吏考略

“乡亭部吏”之称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爱日篇》,篇中有“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多枉曲”之语。左雄在上顺帝疏中也提到“职斯禄薄”的“乡官部吏”。据此两条可知,在东汉中叶,和、安、顺诸帝期间,已有“部吏”官名,其所指乃乡、亭基层官吏。由此上推,东汉章帝时,也已有了“部吏”之称。时周(纟亏)为洛阳令,严厉裁抑贵戚,“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再往上推,王莽时田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此据《汉书·王莽传下》。《通鉴》王莽地皇二年作“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无“非”字,与上文“其原甚微”义合,较确);又,西汉元帝时翼奉云“游徼、亭长外部克,皆属功曹”。     

辽代酒务官初探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正因如此,辽代的官僚中出现了以酿酒、征收酒税为主的大批官吏,即酒务官。由于酒务官为低级官吏,并且《辽史》中完全没有相关的记载,至今对于辽代酒务机构及官员设置鲜有研究。为此,将辽代酒务机构的石刻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对辽代酒务机构的组织结构及酒务官的出身进行分析,以期对辽代酒务机构及官员设置的研究尽微薄之力。     

清康熙朝捐纳对吏治的影响

捐纳对吏治的影响,向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清代捐例主要开启于康熙年间,它不仅造成了官僚行政体制与官吏铨选的混乱,而这种混乱也为吏治的腐败创造了条件。官吏借捐纳之便,通同舞弊。清康熙朝的捐例,其弊端主要发生在两个流程中:一是主持捐纳的各级官吏以权谋私,贪污中饱,并成为地方钱粮亏空的重要原因,所谓"亏空事源皆由捐纳所致";二是报捐之人在为官后,惟知以本求利,加倍勒索,取偿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