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差异与可译性限度

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各个层面存在的差异以及影响语际转换的因素的分析来说明可译性限度的存在。     

论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历史伴随着整个翻译发展的历史.文章认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事实上是可译的程度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换言之,不同语际间的转换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文化因素与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翻译的目的是交流，交流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对周围事物在某种程度上的共识。翻译的可能性，即语言的可译性基于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这一事实。但由于语言间存在着语音、语义、句法结构以及语言风格的差异，这种表达上的同等是有差异的。事实上，由于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不同语言中对等的词汇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语言翻译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本文的兴趣所在也正是文化因素与可译性限度的关系。     

汉英民族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文章通过汉英文化差异比较,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生态文化和物质文化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作为表达思想的有效工具,语言与语言之间应当是可译的。但由于语言结构及文化上的差异,有时又不完全可译,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度的表现及其一些补救方法进行初步探讨,提示人们在翻译时要充分认识两种语言中可译性的限度,以便翻出好的译文。     

从《红楼梦》中的服饰翻译看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在被誉为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中,曹雪芹对服饰进行了细致地描述,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所蕴涵的文化底蕴。文章以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为蓝本,对《红楼梦》中部分代表性服饰词语的翻译进行探究,从而揭示出文化翻译中存在的可译性限度。     

俄语双关辞格的可译性限度

俄语双关辞格有它自身的定义和特点。双关辞格的翻译一向被认为是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它的能否准确传达关系着对原文语言风格的保留问题。从其特点出发,探讨了俄语双关辞格翻译的重要性及其可译性限度。     

语言文字结构与可译性限度

翻译是可行的,但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可译性限度的存在主要是语言文字结构差异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其中语言文字结构包括文字系统、语音系统以及结构与语用相结合的审美修辞系统。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探讨可译性限度问题,分析比较两种语言结构的独特特点,试图寻找解决途径。     

《鹿鼎记》英译本中武功招式翻译策略的选择

闵福德(John Minford)的《鹿鼎记》英译本在翻译武功招式时,有时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手法,有时则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手法。异化策略常用于以下情况:武功招式或其对应人物在文中出现次数较少,重要性较低,或翻译难度较大时;武功招式的名称涉及到作者的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认同时。归化策略常用于以下情况:武功招式出现次数较多时;武功招式与小说情节,或者人物形象塑造有紧密联系时。     

对翻译限度问题的探讨

翻译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而应被看作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二度创作性质的艺术形式.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相异性及语言符号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约定俗成性是导致翻译不能完全对等的两个主要因素.在理论上正视和承认翻译的局限性会有助于翻译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在一种更为宽松、合理的氛围下健康发展.     

康熙·天地会·韦小宝

理解金庸小说《鹿鼎记》,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和金庸本人的历史观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康熙帝为切入点,可以看到金庸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态度;而从天地会入手,则可据此分析金庸的历史观;上述两个角度在韦小宝那里形成了一个结点,从而使得《鹿鼎记》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鹿鼎记》英译本与原作中的部分措辞差异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鹿鼎记》原文和其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中的部分措辞,探讨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活动中总是很难摆脱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和制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用自身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替代作者个人意识形态和源语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使译文文本呈现出与原文文本相异的特质.     

论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中成功的公关人物韦小宝的人物形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公关思想和公关实践。《鹿鼎记》中的公关先生韦小宝,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公关理论与行为。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孔孟儒家和由墨家发展而来的江湖豪侠一直倡导的一条伦理道德原则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特别是义与和的儒家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公关思想,并在实践中体现出积极的意义。     

直译论与自我文化的“零”假设

在关于翻译的传统话语描述中,"直译论"不仅作为方法论为"原著中心论"保驾护航,而且它还内在地设置了一个自我文化的零度假设的前提.这一前提不仅矮化了译者的自我文化,而且也不利于译者/译文价值的认识与评介.本文认为:只有承认语言自身是建构的,译入语也同样是对译出语之建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翻译是从A至B的线性流变.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形式及语义重构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存在形式及语义重构的过程 ,学习者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 ,语言输入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这个过程进展的速度和成功的可能性 ,语法翻译法对于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形式及语义重构有重要意义     

《鹿鼎记》的历史意趣

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既充满游戏笔墨,又富含历史意趣.金庸对两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了隐含在游戏笔墨深处的历史意趣,一部优秀武侠小说不仅有娱众之功,亦可以有深刻的历史蕴涵,从而达到可观的思想高度--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历史感和历史见识.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纠结着复杂而难分的关系,为小说审美提供了一个崇高标的.     

汉译英中指示语的翻译

指示语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反映了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差异.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指示语运用上存在着差异,为使译入语读者易于理解,翻译中有时要进行指示语转换.本文结合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对比讨论汉译英中指示语的翻译.     

《老人与海》的两个中译本译风比较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是世界文坛的一朵奇葩,不少翻译家译过该作品.文章对其中两部较有代表的中译本--大陆翻译家海观译本和台湾翻译家宋碧云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侧重于它们对原著简洁、凝练语言风格的再现程度.通过对两种译文的量和质的比较,可以看出,宋碧云的译本在再现原著语言风貌方面要优于海观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