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下的福镇标会合法性与存续机制研究

通过对东部沿海福镇三个典型标会案例在组织结构、制度规范、组织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表明源于当地民俗文化传统的标会作为一种非正式民间金融组织其存在具有必然性。依托当地传统习俗与文化传承形成的合法性机制,组织自我学习、自我纠错能力生成的有效风险防范机制,是标会这类非正式民间金融组织能够产生、发展及存续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当地民俗赋予标会合法性并使其作为当地非正式民间金融组织长久存续。     

台湾合会法制化经验及对我国大陆的借鉴

作为一种简单高效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合会存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合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通过民间资金的融通,有助于拉动消费需求和促进中小企业投资;但另一方面,其不断上演的倒会风波亦对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的影响。如何对合会进行监管,以趋利避害、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各国都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合会监管的法制化实践起步较早,其将合会纳入民法调整范围、实现合会契约法典化,区别对待民间金融、依法规范管理及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作用等做法为我国大陆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信任与秩序——对当代民间合会的法理剖析

民间合会作为一种传统的互助融资形式曾经广泛流行,在今天依然存在甚至活跃于中国沿海的某些地区.发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会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社会转型中发生的倒会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信任文化的断裂,相反,根基于传统与习惯的信任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成为网络型治理模式的制度资源.在法治原则下,通过实行特殊型合会登记对当代民间合会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从而建立起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互动的制度途径.     

浅析合会法律属性及其风险防控

合会作为一种民间金融形式,既有济急、互助、储蓄的正面价值,又有倒会的风险。倒会的风险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本,在于民间金融自律机制无法预防风险的发生,又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合会不是组织,而是合同,其法律属性的学说有：消费借贷说、消费借贷说与保证之混合说、合伙说、类似分期付款买卖之有偿契约说、无名契约说、有名契约说。对其风险防控进行立法设计包括：合会性质确定之立法、会首义务设计、会员的权利义务设计、合会的监管。     

民间合会的风险防控制度研究

合会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民间资金融通方式,在当前经济建设中,具有促进民间资本融通、为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功能。然而,由于我国合会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部分合会畸形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倒会风险,影响着当地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充分发挥合会的积极作用、防范合会风险,我国应当构建民间合会的行政监管制度、当事人责任担保制度、合会规模和履行期限控制制度、当事人相互监督制度等,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合会的发展。     

民间标会的公私法规制问题研究——以契约和政府监管为中心

民间标会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融资习惯,其融资优势与运行风险并存。本文首先从标会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定位分析入手,然后以横跨经济法和民商法两大领域之视角来审视标会活动的法律规制问题,通过构建起相应的契约制度以及政府监管模式,以期让标会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发挥积极的融资效应。     

基于合作博弈模型的民间标会风险生成机理研究

运用合作博弈模型,剖析民间标会风险的生成机理,构建分析标会风险的合作博弈模型框架,总结出标会风险主要来源于标会规模过大,标会利率过高,会员经济实力和社会声誉不足,会首组织能力和管理效率不佳以及法律制约和社会惩罚机制缺失等方面,以为实证研究标会风险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政府制定民间金融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基层的简约主义治理:发生机制与功能定位

简约主义治理长期存在于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实践当中。通过剖析简约主义治理的发生机制,认为简约主义治理的＂形＂是依赖当地人来治理当地民众的＂准官员＂制度,而＂实＂为＂准官员＂在沟通国家与社会,搭建普遍主义逻辑与特殊主义逻辑之间承接与转换的桥梁作用上。实践证明,一旦＂准官员＂制度的内在机制遭到破坏,正式治理无法从村庄内部获得治理资源,基层治理实践就会遭遇挫折,地方社会秩序就无法得到正常的维系。     

现代大学法治运行模式的样貌与特征分析

现代大学＂学术、行政、产业＂三重属性的价值与法治的价值及其运行模式是相通相承、相互吻合的,其结果和效益亦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在我国现代大学的治理中应推行法治的运行模式,并通过法治内在的、特有的、完整的模式来实现现代大学的功能与目的。当然,由于大学是社会特殊的组织,而法治也是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一个特殊的组织与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相结合,必然会产生特定的样貌与特征：＂主权在民、权力制衡、律以致用、法律至上＂。     

探析PPP项目中通过利益制衡降低项目运行前阶段风险的合同机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政府更为重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为合作目的新融资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目前国内研究着重利用私营部门风险控制优势将风险合理转移,而本文以PPP项目运行前阶段可能发生的风险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不同参与方之间,通过利益制衡的合同机制进行风险控制,降低项目运行前阶段逾期风险、超预算风险和质量风险的方法。     

清末民初民间经济集会的形态和功能研究

集合财力所产生之"合会",是清末民国时期民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合会按照其组织的目的和效用可以分为融资性合会、保险性合会和储蓄性合会.合会根植于传统社会,与传统基层社会普遍的自治和自律相对应,合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功能.合会既反映社会生活的原生状态,又蕴蓄着诸多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积极因素.     

民间合会纠纷司法裁判的差异及其消解

合会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民间资金融通方式,在当前经济建设中,具有促进民间资本融通、为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功能。然而,由于我国合会法制缺失、合会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合会的民事纠纷时,裁判结果差异较大。因此我国应当在调查合会运作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立法,以消解司法裁判的差异。     

冒犯言语行为的“目的”分析——以访谈节目为例

冒犯言语行为是人们之间交往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它既可以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也可以发生在跨文化交际当中;既可以发生在非正式的交际场合,也可以发生在正式的交际场合。文章运用＂目的原则＂,从产生语境、机制及后果对冒犯言语行为进行了语用分析。＂目的原则＂是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和继承,任何言语行为都具有目的性,冒犯言语行为的产生亦是如此。     

论罗兰·巴特“今日神话”思想的符号学意义

罗兰·巴特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以语言的内部结构分析为基础范式,探讨大众文化的结构及其语义产生机制。他认为大众文化中充满了＂今日神话＂,其功能及运作方式与传统神话如出一辙。＂今日神话＂自始至终具有虚幻性和欺骗性,是一种语言掠夺,通过符号的三级意指系统潜入媒介,进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旨在使其自然化和正当化,最终达到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永久不变的目的。＂今日神话＂的发现及其运作方式的剖析对大众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中国古代陪都的名与实

中国古代多数朝代设有陪都。作为一种辅助性都城,由于其设置的原因、目的各不相同,其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各不相同,其陪都名称也各不相同。有的没有带＂京＂＂都＂字样的正式的陪都名称,称为＂行在＂＂霸府＂＂山庄＂等,但它们是实际权力中心或具有其他实际陪都性的陪都功能,即有实无名;有的仅具陪都之名,但实际功能却胜于都城,即实胜于名;有的名号及实际功能都显赫于世,名实俱崇;有的则是徒有其名,未有其实;有的则名实相悖,以陪都之实却顶着＂京师＂之名。研究中国古代陪都的种种特殊的名实关系,会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     

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从大陆法系几个主要国家（地区）对行政契约含义的阐释来看,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一、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契约标的理论＂,即行政契约是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标的;二、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三标准＂：即以＂合同主体＂＋＂公务目的＂＋＂特殊权力保留条款＂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三、混合标准：我国内地部分学者采契约标的理论,部分采三标准,部分将契约标的理论和三标准共同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变文说唱的交流机制

敦煌变文是一种说唱文学,其说唱中的交流机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语言交流机制,二是非语言交流机制。变文说唱的语言交流机制包括说唱者与听众的交流、说唱者与说唱者的交流、故事中人物与人物的交流;它的非语言交流机制主要表现为说唱者在说唱过程中通过＂变相＂与听众达成的交流。     

近代中国民事习惯中的合会与互助会

合会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方式。在银行信贷业及社会保障不发达的近代社会,这种组织长期广泛存在,其运作模式已经形成一整套民事习惯。近代合会因地域风俗习惯不同,呈现出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合会组织的广泛存在,是由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自身需求所决定的。就实际情况而言,各种类型的合会组织,在近代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中,不同程度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些合会均为民间自发组织,没有严格纳入法制轨道,操作中又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往往造成会员利益受损,引发纷争乃至诉讼。即便纯互帮互助性的组织,也往往因浓厚的人治色彩、规章制度不够严、经理人员管理失当,导致账目不清,运作中难免产生资金浪费和使用不公平等弊端。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     

试论当前我国的网络群体事件及其治理思考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发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暴力事件。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发生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网络群体事件新趋势呈现爆发该类事件的潜在不安全因素增多、规模日渐扩大化、主体日益多元化、组织日趋严密、形式日程“合法化”、及国际背景更加复杂化。网络群体事件的治理应采取建立健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及时掌控事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及构建利益整合机制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