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应天后二三事

辽应天后《辽史》上称为淳钦皇后述律氏,有人写文章称她为辽代的女政治家。按据《辽史》记载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应天后确是一位颇为得力的助手。少数民族妇女通晓军事,亲临战阵,并不希罕,但应天后可能在契丹族妇女中还是一位富有韬略的军事家!阿保机组织了腹心部,成为他建国的一支强大军事核心力量,而应天后也有自己所统帅的属珊军。属珊的命意,《辽史·国语解》解释说:“应天皇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属珊军里面很可能还包括一部分契丹妇女兵。《辽史·本传》说:“后简重果断,有雄略……太祖尝渡碛击党项,黄头、臭泊两室韦乘虚袭之,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振诸     

辽代斡鲁朵所在地探讨——兼谈所谓“横帐”

一、问题的提出《辽史》上的所谓斡鲁朵,在我国古代其它文献中,又写作斡里朵、斡耳朵、兀里朵、窝里朵、窝里陀等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对斡鲁朵的语义加以考证,指出这个词原来的词根具有“中央”的意思。由此转来,在狭义上意味着君长的住宅,即宫殿;在广义上,则意味着宫城。从《辽史·营卫志》的解释:“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宫曰斡鲁朵”,可以知道,《辽史》中的“宫”、“行宫”就是对斡鲁朵的译写。根据《营卫志》、《百官志》等处记载,辽朝共有十二宫一府,其中九个宫为九个皇帝所置,另有两个宫为操持政抦、权倾一时的应天太后、承天太后所置,还有一个宫为曾经势力盛极的皇太弟耶律隆庆所置。而圣宗时宠遇殊隆的汉人宰相韩德让“拟诸宫例”置一府。可见,这些宮的所有者,若非当时的     

《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

《辽史》记载有8位“善医”官员,其中包含契丹人、汉人和吐谷浑人。辽代“善医”者虽然出身不同,既有皇亲国戚,也有卑微的下层民众,但却都因为其精湛的医术得到统治者的器重。他们或成为专门的医官,或为朝官、部族官、地方官。此外,石刻文献和《契丹国志》也提及有“善医”官员数位。从“善医”者的仕进看,辽代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     

辽代宁江州考

辽代宁江州在军事上归东北统军司,行政上归东京道管辖,是辽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年)建置的.宁江州初为防御,后升观察,辽代混同军驻在这里.辽末天祚帝得知女真人要在涞流水(今拉林河)聚众起义的消息时,急忙派军增援宁江州镇压起义.可知宁江州是辽代控制东北女真各部的军事重镇.《契丹国志》卷十,天祚帝纪,天庆四年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辽代的部族制度

(续 )　　二、部族的统治机关第一 ,最高行政机关在辽制中 ,部族最高行政统治机关叫北枢密院。《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有这样的记载 :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 ,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 ,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衙不理民”是也。据此 ,全部契丹人即游牧民都属于这个机关统治之下。《百官志》还载 :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 ,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 ,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这样 ,也可以理解为属于北枢密院的契丹人也属于南枢密院。史籍记载的…     

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

契丹大字的创制,文献的记载是比较清楚的,“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新五代史·四夷传附录第一》)。又,《辽史·耶律庶箴传》:“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可知,     

契丹巫教在辽立国后的地位及其变化

《辽史·地理志》云:“永州…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我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辽史·礼志》亦载: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这两处记载同为一件事.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天显十一年(936)帮助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并将幽云十六州割与辽朝.辽太宗在这时候,假借托梦方式,将中原佛教信奉的白衣观音尊为契丹皇室家神.此记载给我们研究辽朝初期宗教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     

辽代契丹人祭木叶山考探

辽代契丹人有祭山之习俗,而其中又以祭黑山和木叶山为主,也最为频繁。本文仅就契丹人祭木叶山之史事略做考探。一、木叶山的地理位置木叶山在什么地方?北宋人宋绶曾使辽,经中京城到过木叶山。他在其《上契丹事》中说:“木叶山在中京微(东)北,本阿保机葬处,又为祭天之所”。辽代的中京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西大明城。宋绶在《上契丹事》中还详细记载了从中京至木叶山路途中的各馆驿名称及各馆驿之间的距离。根据宋绶的记载统计,中京城至木叶山计五百一十里(宋     

契丹铸币上限考述

关于契丹铸币上限,《辽史·食货志》载:“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五十年前,郑家相作《辽钱考》,据当时所见钱币实物资料,维护《辽史》关于契丹铸钱始于建国之前的说法。同时代人袁寒云等也持相同意见。①但由于元朝官修辽史素有成书草率,考订     

契丹伐晋起因再探——兼论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

北族王朝史书《辽史》和以后晋实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史书,对契丹伐晋起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二者皆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对方。学界多认为石重贵去臣称孙及此后的一系列挑衅导致了契丹南侵,与契丹方观点暗合,然而后晋的记载似应更接近历史本相,即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晋通敌之举招致了契丹南侵,这在双方首次交战的军事部署中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是促使辽太宗伐晋的深层原因,杨光远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亦有所体现。     

再论景圣之治

笔者于1993年在本刊《北方民族文化》上发表了题为《景圣之治与承天太后》一文，说明辽中期出现了一个类似“贞观之治”的繁荣昌盛的局面。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一历史景观发展的内涵，本文拟《再论景圣之治》之题，以揭示最圣盛世的历史与现实的根源．第一，辽中期盛世的出现，没有辽初太祖、太宗二帝的苦心经营和文治武功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说，太祖太宗的文治武功为辽代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景宗圣宗时期圣世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第二，景宗圣宗时期的全面彻底的封建化改革．不仅完成了向封建化过渡，而且大大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所以说景宗．圣宗的全方位封建化改革为辽代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在开明的景宗、圣宗二帝和承天太后的影响和带动下，踊现出一大批忠于改革、忠心报国的藩汉文官武将．这些文武百官，对皇帝太后忠心无二，形成了一个统治核心集团，彼此“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析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所以说明君贤臣齐心图治为辽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保证．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辽朝《后妃传》的历史书写

《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后妃传》既复制中原王朝正史的叙述模式,又取资于本族神话传说、摩尼教和佛教,其历史书写呈现文化与族群多元的特征,塑造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期待的形象,若隐若现地显示出辽朝的权力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特别是《辽史·后妃传》力图论证皇后本人及其后族参政的合法性,并在辽朝政治格局中扮演辅佐皇权的角色.     

《辽史·营卫志》杂识

《辽史·营卫志》完整地记载了契丹族政治组织活动 ,它在志史的地位上是极其重要的 ,不仅揭示了契丹族内部组织结构及活动情况 ,而且对活跃在北方的诸游牧民族历史的研究颇具启示性。     

承天后出身考

承天后,出身于契丹后族,萧姓,小字燕燕.生于穆宗应历二年(公元952),卒于圣宗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年),享年五十七岁.景宗保宁元年(公元969年),萧燕燕被册为皇后,从此,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女政治家便跻身于辽朝最高统治阶层,先后协助景宗、圣宗运筹帷幄,参决大政长达四十年之久,终使辽朝走向鼎盛.然而,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出身问题,诸史所记却很草率,致使后人读史,多所不便.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试述管见,以求教正.     

契丹斡鲁朵(宫分)制经济分析——辽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之一

斡鲁朵(宫分)制与辽代相终始,历时二百年.在维护契丹专制主义统治过程中,它与捺钵等制曾起了巨大作用,所以被《辽史》作者称之为:“立国规模,莫重于此”正由于此,这项制度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广为探索.四十年前,傅乐焕先生留学英国时所作《捺钵与斡鲁朵》博士论文,即系探索这一问题的专著,可惜在国内没有流传.这一时期的探索,大都着眼于斡鲁朵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和作用,很少对其进行经济分析.建国     

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

近年某些有关辽史的专著和辞书,如《辽史稿》、《辽史简编》、《契丹政治史稿》、《中国通史》第六册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等无不把契丹改称大辽的时间定在大同元年(947).然而这种众口一词的观点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至于改称大辽的原因,更无人涉及.现就这两个问题,略陈管见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元修《辽史》契丹早期史观解构

元修《辽史》关于契丹早期史的记载，不仅限于抄撮旧文、敷衍成篇，更是对契丹历史的重构，其间隐含的编纂因素与叙述框架值得深入剖析。对《世表》《营卫志》所见早期史叙述中的关键榫卯之处加以逐一拆解，可以发现元朝史官的核心工作方法是对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进行杂糅、拼接，形成一套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其内在逻辑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加以追溯、归纳，将契丹原本多元复杂的衍变轨迹简单化约为一元线性的发展脉络，忽略了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走出元修《辽史》的契丹史观，应当成为辽金史研究开辟新局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