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男性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否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结识异性和获得应急性经济支持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其初婚的概率?利用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X县调查的数据,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影响18~50岁农村男性初婚风险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男性的初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7岁之间,27岁以上仍未结婚的男性,其成婚的概率急剧下降,成为婚姻市场的弱势群体;男性自身的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包括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因素,往往决定着个人的初婚风险水平,一般来说,男性自身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越差,结婚的可能性越小。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代际经济支持研究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的女性缺失正日益加剧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而农村大龄男性不能结婚有可能对家庭养老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代际支持的投资回报理论,对2008年安徽乙县农村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儿子的婚姻状态与父母经济支持的获得有密切关系,投资回报理论能较好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父母经济支持较弱的现象;儿子的经济状况、父母的需求和父母对儿子的经济投资都会显著影响父母所获得的经济支持。研究有利于理解男性婚姻挤压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对及早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养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30年来美国婚姻家庭状况简析

50年代,在美国主要还是实行传统的婚姻方式。爱情与婚姻密切相连:结婚、生育、抚养子女和维系家庭被认为顺理成章;同居遭到舆论的谴责,结婚是达到与异性亲密相爱唯一体面的做法。当时的社会环境促使人们早婚、早育,出生率也比较高。1960年,美国20—24岁人口中,47％的男性人口和72％的女性人口已结婚;父母与子女(18岁以下)住在一起的家庭总户数中,单亲家庭户只占9％。     

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匹配问题(即谁与谁结婚问题)是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婚姻匹配问题的研究自延迟匹配机制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随着实证工具、方法和微观数据的不断完善,婚姻匹配的实证应用越来越多。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匹配理论对婚姻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在中国仍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更少。本文首先论述8种主要的婚姻匹配模型及其在实证研究上的应用及各类模型的适用条件及改进空间。其次阐述各种婚姻匹配模型在估算婚姻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结婚率及其影响因素、婚姻市场的正向匹配及其成因、彩礼和嫁妆、结婚和离婚等多个领域的实证应用最新进展。最后介绍婚姻匹配模型在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应用研究。决定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有诸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外貌等因素,但以往的研究较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利用匹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婚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利用婚姻匹配模型对影响婚姻形成的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婚姻市场的稳定,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婚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浅析婚姻观念的转变

婚姻观念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支配人们处理婚姻关系的准则。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深化,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结婚动机上。结婚的动机既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又受社会因素的制约。从自然因素来看,人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满足性欲和种的蕃衍,这是婚姻的生物学基础,然而,人和动物不同,人的性生活和种的蕃衍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因此,婚姻的动机是受社会因素决定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德国社会学家穆勒里尔曾将婚姻动机归纳为三种,即经济、子女和爱情。这三种动机在不同的时代其重要性是不同的:上古时代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代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现代则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由此可见,婚姻的动机是复杂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是社     

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高度集中的婚姻挤压最令人担忧

所谓婚姻挤压,是指由于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可供选择的女性之间比例失调并导致部分男性或者部分女性不能按照传统的偏好和习惯择偶的现象.婚姻挤压有时也被称为婚姻拥挤.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中国离婚丧偶人口再婚差异性分析

根据对再婚率指标的考察,我国不同可再婚人口群体的再婚可能性存在一定差异性。总体而言,女性再婚可能性大于男性,低文化程度女性再婚可能高于高文化程度女性,高文化程度男性有相对较高的再婚可能。上述差异性可能与初婚市场上的婚姻挤压、再婚市场上的婚姻梯度以及高文化程度男性参与初婚市场上婚姻资源的分配有关。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基于浙江904个农民工的计量分析

利用浙江省904个农民工数据样本,本文试图从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两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其婚姻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婚姻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对婚姻关系的评价要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如月收入、每日工作时间及个人特征如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对婚姻关系也具有显著影响;结婚年数与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具有非线性关系.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是在中国农村普婚制社会下长期存在的现象。文章利用全国性的专项调查、主流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数据,从婚姻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视角来研究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宏观数据分析显示,用性别结构失衡来解释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剥夺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的本质和功能。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     

九十年代广东五邑侨乡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

本文以1994年江门市及下属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市即五邑的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外国人和外籍华人)在江门市民政局登记结婚的776对夫妇资料为分析样本,讨论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念和行为。希望能从一个侧面了解新移民的心态,认识其运动的内在机制。 一、婚龄差分析:大多数新移民能以较平常的心态对待涉外婚姻,也有一些人对婚姻中的非感情因素考虑很多。 婚龄是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中男女当事人双方都会慎重考虑的因素,它关系到配偶的身体、生理健康,对婚姻质量有较大的影响。婚龄差的选择,既是双方个人意愿的反映,但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 本文依据的776个新移民样本中,初婚686人(女性587、男性99),占总数的88.41％;因丧偶、离婚而再婚者90人(女性58、男性32)。其配偶的婚姻记录:初婚者517人,占总数的66.63％,比新移民初婚人数低21.78个百分点;再婚者259,比新移民中的再婚者人数多。在这776对夫妇中,双方为初婚的,有494对;双方为再婚的,67对;一方初婚另一方再婚的,215对(以新移民初婚、国外配偶再婚的情况为主,192对)。 根据776对夫妇的结婚年龄,进行的婚龄差统计,他们的平均婚龄差是9.55岁,明显高于广东省国内婚姻的婚龄差。在不同的年龄组、不同的婚姻状     

当代青年择偶的收入观——郎才女貌悖论

采用2002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对当前我国婚姻市场的择偶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传统社会,高收入的男性和专职于家庭事务的女性被认为是完美的结婚组合(郎才女貌),因此当时的择偶标准体现为收入上的异质性。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收入水平相当的男女更可能结为夫妻。现在与过去择偶标准的不同导致了郎才女貌悖论的出现。最后,本文阐述了婚介机构的重要性。     

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的暂时性回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是其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在迄今的相关研究中长期遭到忽视.本文基于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及对福建省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流动经历和过程问卷调查数据,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下揭示了流动人口暂时性回流的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近三成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有过暂时性回流行为,且结婚、 生养孩子等人生阶段性目标为其回流的主要原因;(2)半数以上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行为发生在首次城市流动和首次职业流动之后;(3)婚姻、 生育、 就业变动等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对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性别差异上看,女性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整体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高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受到婚姻、 家庭子女数量等因素的影响,生命历程对女性的暂时性回流行为更具解释力.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婚配结构对夫妻婚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夫妻年龄、学历和家庭背景的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年龄、 学历、 家庭背景三种婚姻匹配模式对我国居民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婚姻市场的婚配模式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存在"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男女之间的这种梯度差距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在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2)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三种婚配模式中,夫妻的年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学历差异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而家庭背景差异仅对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有影响;(3)家庭背景方面,女性在嫁给一个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丈夫时,其生活幸福感会明显提升,但这种效果更多地存在于农村.对城市女性而言,家庭背景的差异对她们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社会资源、教育程度等对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且婚姻和孩子数影响不显著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生活水平低、朝鲜族自身特点和地理位置促成了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大量外流,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民族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