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志士与近代人文精神的时代构建

为推进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与建设,革命志士从三方面展开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的时代构建：一是近代人道主义的理论阐释主要围绕仁爱、博爱与人道等方面展开;二是中国近代道德学说的初步构建主要关涉理论有清算＂三纲之说＂弊害、废除三纲设立道德之法律、彻底改造固有家庭伦理、积极构建近代社会伦理与努力发展近代政治伦理等方面;三是近代理想人格的时代塑造突出表现为努力清除国民劣根性、积极谋求＂立人＂、极力推崇革命人格与塑造健全国民人格等方面。     

“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

中国近代将“创新”与“保守”看作价值相反的两极，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便成为孔学研究的一个争论焦点。事实是，任何文明或文化要平稳前进，必须有“创新”和“保守”两股力量。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我们不必讳言“保守”，亦不能讥其“保守”。进言之，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正可以纠现代学人一味“创新”之偏。     

法学第三立场：蔡枢衡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认知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舆图、图志与我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可以约略概括为从“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历程。在此历程中，除了西方武力入侵这一重要的强制因素外，由中西文化交融所致的文化观念之变异绝不可被忽视。西方文化传播中，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秩序观念，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新名词”在中国近代的输入及其意义

中国近代是外国“新名词”输入的第二个高峰期。外来“新名词”在中国近代的引入，经过了输入科技新词语阶段和引进政治、文化新词语的时代。“新名词”的输入解决了中国原有词汇的不足，促进了中国近代文体的解放，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因而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也提醒人们注意“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并不是一个突发性事件，其中的诸多新思想在近代已开始萌芽了。     

张之洞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一生十分重视办教育。他创办和改造书院、兴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张之洞办学堂的数量和类型之多,范围之大,以及在废科举、建立系统教育制度等方面,在当时没有人能同他相比。他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略论近代中国尚力思潮与审美理想的变革

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一连串军事失败,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及由之深化的“病夫”意识引发了尚力思潮。近代尚力思潮由军国民主义到“力”的本体化,有着自身的流传变迁和意义转换,其深层美学意义在于“尚人”、“尚情”,主情尊性,重建中国感性精神,铸塑“力为美”的审美理想。     

近代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

近代日本人评说中国国民性从研究方法的角 度可分为研究“文章文化”式、走马观花 式、长期观察“生活文化”式三种类型，而从思想倾向上看又可区分为“左、中、右”三种 视角。他们较为集中地分析了中国人的天命思想、家族主义、守旧观念、重视形式、福禄寿 的功利生活、文弱和平、矛盾特性等特点，还对中日国民性进行了对比，尤其是以日本人的 “认真”比照中国人的马虎。日本人的中国观对鲁迅等中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

铁路是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兴修铁路之议始于 1 9世纪 60年代而迄于80年代 ,反对派官员囿于风水神灵之说 ,赞成者亦仅仅着眼于运兵运械之利。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 ,张之洞是第一人 ,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 2 0年的生命主题。他关于铁路建设必须立足于“销土货、开利源、塞漏”以发展民族经济 ,关于干线国有、枝线民营 ,关于铁路借款必须坚持“主权第一”等一系列认识与实践 ,是当时国情条件下最有可取的思想与行为。作为中国“钢铁之父”的张之洞 ,对近代中国铁路事业同样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性贡献。     

近代海派通俗小说与上海都市伦理递变

近代海派通俗小说是上海都市社会的忠实记录，不仅描画了上海都市生存状态和时代精神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上海都市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以近代海派通俗小说为研究标本，能够深入地剖析和透视这一时期中国都市伦理的发展和演变。从近代市井小说、晚清谴责小说、海派言情小说三种主要类型，可近距离地审视近代上海都市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伦理、政治伦理和婚恋伦理问题，从而捕捉中国都市新伦理的源起图景。这些新伦理意识决定了近代都市社会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上同传统社会的巨大分歧，也让盘踞中国社会的宗法伦理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捕捉社会风气之先的近代文人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善个人生活、改变社会风尚，进而铸造现代国民人格、培养文明健康伦理关系的人文努力，为中国伦理道德由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和历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初期发展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作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乃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发展的产物。近代职业教育针对传统教育现将教育与现实、教育与职业相割裂之弊，从教育与个人、教育与生产、教育与社会诸方面来认识和实施教育。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中国教育、乃至社会之发展均具有深远的影响。本对1912—1931年间中国职业教育初期发展作了粗略的梳理，力求客观地认识与评价近代职业教育之得失利弊。     

李大钊群体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

忧虑,体意识的作用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震荡。李大钊作为近代先进的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层面充满并逐渐发生从“匹夫”到“群体”意识的转变,认为青年是“群体”的“群魂”,主张应培养知识人的群并通过办报等方式来实践其群体意识,从而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产生了积极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述论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是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兴办的一项教会教育事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显著的特色。论文探讨了近代教会女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阶段，课程、教材、教法、教师及其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主要问题。通过考察和初步研究，认为教会兴办女学是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扩大宗教势力的需要；教会女学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并对近代女学运动产生影响；教会女学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变，但不可能解放中国妇女     

论近代中国留学生报刊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

晚清时期，中国掀起了留学之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分析了留学之风盛起后，留学生在海外所办报刊──留学生报刊的内容、特点及其在近代史和报刊史中所起的作用。文章通过留学生报刊的兴衰，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以及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略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张之洞

张之洞把兴学育才作为强国安邦的重要举措，一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改造旧式书院、创设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构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他不仅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而且同时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新尔雅》与近代中国法律新词

《新尔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新语词词典，该书前两个部分“释政”、“释法”收录了大量的法律新词，这些法律新词以其收集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奠定了近代中国法律新词的基础。     

中国近代人学研究的新走向——古代与近代伦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古代与近代伦理哲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话语结构上,古代断言人性是善或恶,近代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在考察原则上,古代热衷于价值判断,近代习惯于事实判断;在对人的模塑上,古代要求人去恶从善,近代让人追求幸福、逃避痛苦;在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实现上,古代宣称命运前定、让人安于现状,近代坚信命运自造、鼓励奋争和进取.这些区别反映了中国伦理哲学一以贯之的共同倾向,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近代伦理哲学不同于古代的转型特征,对于理解近代哲学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给予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做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层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从价值观变革来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能抹杀;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来说,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康有为对欲望的无限追求有其局限性,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会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导致彼此间的紧张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紧张并非靠康氏的“仁”之德性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