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试析抗战时期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毛泽东通过对抗战形势及以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形成了自身的知识分子观,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指明了培养、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途径,成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性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工人阶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体现和科学概括,是新时期共产党党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要以"三个代表"为理论指导,树立艰苦奋斗的价值观和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准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党性和阶级性的历史变化.     

简论“三个代表”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致的.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统一体.共产党员只有忠诚实践"三个代表",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多作贡献.     

有感于毛泽东的“人情观”

近日,仔细翻阅《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对毛泽东那种严以自律,不循私情,“公交以公交论,私交以私交论”的做法,感到由衷地景仰和钦佩!这里试选两例。例一:建国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成立了国家文史研究馆,照顾安排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名宿,使他们不仅有个领工资的地方,还可     

坚持文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是毛泽东文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思想的代表作。这一思想有其理论和现实基础。文艺的党性包括本质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定义。坚持文艺的党性,要求党员作家做到思想上入党,要求所有作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文艺服从于政治而非个别政治家。文艺的人民性体现在文艺创作的对象、内容和评价标准上。毛泽东对普及与提高、教与学、动机与效果关系的阐述,体现了文艺的人民性要求。今天,坚持文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仍具现实意义。     

毛泽东“结合”思想研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成功实现了这一“结合”，取得了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受过挫折，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了革命时期“结合”的经验，吸取了经济建设中遭受挫折的教训，又成功地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无疑，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胜利成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延安时期是研究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出现的"观念形态"概念是"Ideologie"的另一重要意译词.由于当时文化界也普遍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因而毛泽东能够借助"文化"这一话语平台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     

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党的媒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一直都有相关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的领导人也一向强调党的媒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统一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强调二者的统一并对各自的内涵做了定义。2016年2月19日,他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习近平破除了我国新闻宣传领域最近30多年来人为制造的一个禁区,无论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还是现实的宣传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科学把握“新阶段”的 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1938年10月12~14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抗日战争正在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的重要论断。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揭示了抗日战争将要进入“新阶段”的客观依据,阐述划分“新阶段”的重要意义,提出要借鉴过去经验制定“新阶段”的策略方针,指明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新阶段”目标任务的根本保证。“新阶段”和“新时代”内涵相近,两者都标志着客观事物发生新变化,预示着社会历史发展迎来新起点。重温毛泽东科学把握“新阶段”的思想,对于当前深刻认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有重要启示意义。     

抗战时期毛泽东制定“共同纲领”战略构想的演进历程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的倡议,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对其政治内涵与核心议题进行阐释。洛川会议后,毛泽东指出应以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达成,毛泽东进一步认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本质上即为三民主义,并号召国共两党应正确执行三民主义的“共同纲领”,但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多次制造反共高潮,制定“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不断遭到消解。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依据国内政治形势变化,顺势提出同民主党派制定“共同纲领”,同时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明确划分,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抗战时期,毛泽东制定“共同纲领”的战略构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政治立场和方针政策。     

有关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四题

“改造主观世界”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哲学修身传统三者相结合的产物。重视改造主观世界,重视改造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改造主观世界”应写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在“问题”与“主义”之间：论费正清的毛泽东研究

在费正清学术兴趣及理论框架中,毛泽东善于从政治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其核心特征是用农民阶级代替产业工人成为革命主角,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土壤的理论纲领。费正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创造性“误读”,为后来西方学界关于“毛主义”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前瞻性知识图景。费正清从“总体性”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所作的顶层设计,以及从多重视角出发展开的多维度探讨和概括,深度勾画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为海外毛泽东研究转向学术研究和创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准备。     

学习毛泽东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及其理论基础的论述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活的灵魂,贯穿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和他领导我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活动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群众路线的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内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基础的。对此,毛泽东都作了精辟的阐述。过去,我们党走这条路线,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今天,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必须结合新的情况,坚持走这条路线。下面分述一下个人的学习体会。     

简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

今年9月,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演讲发表60周年。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有机融合的光辉典范。这一重要思想形成以后,一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最高的价值目标和道德追求。     

论毛泽东“中国化”概念的认识论意蕴

毛泽东首倡“中国化”,并对为什么要“中国化”及如何“中国化”等做了具体阐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具体化”这一认识论概念,并以其替代“中国化”这一政治性表达。因此,在他那里,“中国化”即“具体化”,二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从认识论看,“中国化”涉及的是理论实现过程中的理论具体化这一认识中介环节,它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性认识具体转化为中国实践所需要的应用性认识的过程,也即我党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对“中国化”认识论意涵的揭示,不仅深度阐明了“中国化”的本质,也为我国“中国化”研究或党的理论创新研究,指明了进一步思考的认识论维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树立“三大意识” 提高高校党性教育的效能

党性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性教育面临新的课题 ,特别是如何提高党性教育的效果问题值得探讨。本文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党性教育的实际情况 ,阐述强化三大意识 ,即服务中心意识、开拓创新意识、注重效果意识 ,是提高党性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的观点     

《毛泽东选集》中“就是说”的多角度考察

文章以《毛泽东选集》(1⁴卷)为语料,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就是说"进行多角度考察。从语表形式来看,《毛泽东选集》中的"就是说"共有"A,就是说,B""A。就是说,B"等九种结构类型;从语义关系来看,"就是说"具有解说、补充、归纳、推理等四种语义关系;从语用层面来看,"就是说"具有连贯性、制约性、主观性等语用特点。     

“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给博古等的一封信谈起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有根本区别.另外,在信中毛泽东也论及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党性和个性的关系,以及陆定一对后者的认识.在党性与个性的问题上,用个性来否定党性是有害的.     

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原因研究述评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用语以后,为什么又几乎不再使用它?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形成了诸如外部原因说、不准确说、被动选择与主动考虑说、历史语境说等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分为两种主张:一种认为是毛泽东本人放弃了这一提法,今天应当少用或者不用;另一种认为毛泽东的修改只是一种变通,实质意义没有改变,新时期恢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需要。尽管在观点和主张上有明显分歧,但上述多数研究者也存在某种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样的提法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够精确。总体来看,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展和延伸,日益走向具体和多样;同时也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或者反思的问题。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

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与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创造性贡献。这两者从学术分类看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看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调查研究成为“实践论”哲学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正是为了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开展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另一方面,这一哲学体系的创立,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世界,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调查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