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论现代性体验

一 如果说,波德利亚尔(Jean Bandrill ard,1929～,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巴黎大学教授——编者注)是一位以敏锐的甚至有点神经质的感觉、尖锐的笔触捕捉现代性体验的当代社会学家的话,那么,在经典社会学家中,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又译格奥尔格·齐美尔或西美尔——编者     

格奥尔格·齐美尔专辑评介

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著作常被英语国家归为正统社会学范畴,J.伍德在其社会学百科全书中这样评价齐美尔:“他是‘正统’社会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们认为齐美尔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为分析诸如“双重事物、三重事物和多重事物”,“吝啬鬼、陌生人和穷人”,“竞争,友善和冲突”这些社会形态奠定了基础,这种观念一直主宰着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齐美尔观点及著作的接受。除极少数以外,英美国家的社会学教科书对齐美尔的著作只当作一般的参考书或作为介绍冲     

齐美尔论个性

本文着重考察齐美尔个性观在其生命哲学中的展开。以个性观在德国思想史中的演变为线索,追溯了自文艺复兴经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再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后的一系列重要变化,集中讨论了尼采--作为生命哲学的最初阐发者--的贵族理论是如何影响齐美尔的。尼采笔下备受推崇的个体,在与世界整体相剥离之后,失去作为类存在的归宿感,这也是齐美尔探讨现代个性如何持存的起点。齐美尔在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艺术创作之形式的转变以及个体生命时间的展开（尤其是死亡的意义）等不同的层次上,对以生命为立足点寻求个体自我的统一作了深入论述。文章最后回应了韦伯和卢卡奇对齐美尔的批评,笔者认为两者分别从理性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反思了齐美尔的生命哲学。     

冒险与现代性 齐美尔思想与生活图景的冒险内核及其现代性意涵

“冒险”在齐美尔研究中一直未受到太多的重视。本文尝试在阐明齐美尔冒险概念意涵的基础上,以冒险视角审视齐美尔的核心议题和日常生活,揭示齐美尔思想和生活图景中的冒险内核。从冒险的角度看,齐美尔的“文化”实际上是精神生命的冒险,文化悲剧意味着冒险的阻断,绝对生命自我超越的本性表明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地冒险与更新,冒险在绝对生命的力量之下必然持续不息。齐美尔的研究方法和生活方式同样富有冒险意味。思想和生活图景的冒险内核让齐美尔成为了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第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福柯意义上具有现代性态度的启蒙者。     

齐美尔的现代性:现代文化形态下的心性体验

从生命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立场视角,齐美尔说明了主、客观文化走向分裂对立的"文化悲剧";从日益扩张的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结合与之交织的劳动分工的发展,齐美尔揭示了"文化悲剧"在现代社会的展开即现代文化形态;从对货币经济所主宰的现代外部文化形态的顺应、反弹、逃逸等不同反应方式中,齐美尔描述了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心性结构.     

碎片化审美印象与解剖路径——齐美尔现代性碎片思想的审美解剖

在齐美尔的审美思想中,印象主义式的现代性审美体验源于对碎片的关注,齐美尔对现代性都市风格的探讨也源于他对现代性碎片的敏锐感觉。齐美尔认为,要体验和把握都市现代性,必须借助于对现代生活碎片的感知和体悟,努力去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并从中体悟日常景观的审美内蕴。     

人际交往、社会冲突、理性与社会发展--齐美尔社会发展理论述评

乔治·齐美尔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的学术贡献是广泛而巨大的。但与他的学术成就极不相称 的是,他生前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受冷落的学者,这一方面可能与他经常截取日常生活的“碎片”来透视现代社会而使他无法迎合当时的主流社会学有关,另一方     

名家茶座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Simmel),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1876年,齐美尔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历史,但他的兴趣很快就转向了哲学。1881年,齐美尔以一篇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生命与伦理:齐美尔生命哲学基础上的个体法则

以其早年对货币经济下的个体处境及两种个体主义的思考为背景，晚年的齐美尔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有关伦理准则的个体法则。西方的主导伦理思想视伦理为普遍法则对个体行动的约束，普遍法则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机械的、理性的、目的论的视角之上。个体法则却以作为应该的个体生命为源泉，打破了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各种视角局限，同时回应了齐美尔早年有关货币经济、文化悲剧和个体主义的思考，提供了一种与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不同的个体主义话语。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产生、分歧与前景

自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动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系列思想大分化,形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两大思潮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论争更是近年来知识界内部一次少有的交锋,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在思想渊源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两派对现实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认识存在激烈的争论。     

货币之桥上的迷失者：齐美尔论货币与现代性体验

对现代个体生存体验的关注是齐美尔现代性思考的重要特征。随着货币经济在现代社会的日益繁荣,货币逐渐将其自身的品格渗透到现代人的心理层面,影响现代个体行为,塑造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可以说,货币成为“货币”的过程,就是现代人获得其现代体验的过程。都市体验是最为典型的现代性体验,都市人是“忧郁的栖居者”,厌腻态度构成了现代人“忧郁”的内核。而在冒险体验与陌生体验中,蕴藏着现代个体保持独特个性、对抗货币逻辑的可能。通过“货币”,齐美尔试图揭示的不仅仅是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更是关乎人类终极价值的问题--在看似碎片化的现代性体验与人类的总体存在方式之间,齐美尔提供了一条经由“货币”的解释路径。     

从林健太郎与中村粲的论争透视日本知识界的战争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知识界的极端民族主义派掀起了一场诋毁东京审判、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和否认战争罪行的逆流,引发了日本史学界围绕战争观和历史观的论争.本文仅对同属"保守阵营"的林健太郎与中村粲两人的对立观点予以解析,进而揭示日本知识界在战争观问题上的分歧.     

美国的政治极化与关系网络

一、政治多元论：美国政治极化的理论背景 “社会”常常被视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概念。我们常常谈论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异,而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也被绝大多数研究者作为单数形式使用。而德国古典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对此持反对意见。     

当下信任困境之成因浅析

近年来,信任问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 关注。信任研究的开端可以追述到德国社会 学家齐美尔(1900)。但在他之后,信任研究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直至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Hovland,Janis和Kelly等学者才又将这一重要的概念“捡了回来”。而80年代以后,“信任”问题则成为了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引言 中国学术界对信任问题的系统研究是在90年代以后,对此问题研究的热衷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关怀。 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中国信任状况的论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象征互动论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

1 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家的注意力渐渐从社会的宏观结构转向微观层次上的“社会互动”及其这种互动对于社会和个人所发生的作用。具体地说,社会学家们开始关心这样一些问题:社会与个人究竟是怎样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社会是如何塑造个人、影响个人的“自我”发展的?个人又是如何维系和改造社会的?G·齐美尔是最早研究“社会互动”的德国社会学家之一。他认为,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和冲突理论所描述的社会的宏观结构和过程,归根结底都是人际互动的反映。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人际互动的过程,才有可能解释和理解各种社会现象。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打     

“社会网”理论述评

社会网研究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 ,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 ,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社会学从创始以来 ,社会结构一直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Ｇ．Ｓｉｍｍｅｌ）在《群体联系的网络》（１９９２）中第一次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了“网络”一词 ,并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二、三十年代 ,英国人类学家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社区与其他社区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区的界限并不象主观判定的那样清楚。在这种背景下 ,社会网分析就应运而生了。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 -布朗（Ｂｒｏｗｎ）…     

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布尔迪厄的媒体批判理论

解魅电视１９９６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问世，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各方人士踊跃参与论争，持续数月之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出尽风头。毫无疑问，人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电子媒...     

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化重构”问题的思考

回顾1990年代知识界在报刊上的论争情况,各种话语错综复杂、众声喧哗,显示了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然而,一系列的论争并未取得应有的实绩,在喧嚣、热闹的表象后面,是知识界基本共识的缺乏。学界有责任去寻求关于文化话语最低限度的共识,21世纪的文化建构,应该是在多元论的基础上完成更加复杂的综合。     

迈向社会学中国化2.0版：挑战与路径

<正>一、社会学的中国化：从1.0版到2.0版中国社会学家从民国时期起就呼吁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家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社会学本土化建设。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还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誉。1中国社会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呼吁社会学的本土化,是基于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教育面临缺乏本土教材、本土案例和资料以及基于本土田野调查的本土化理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