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明史》“河渠”6正统朝直省水利记事再校

一 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6页载:"(正统九年)疏海盐永安河,茶市院新泾、陶泾塘诸河."按,此水利工程最早记于<明英宗实录>,其卷134第7页上正统十年十月己未记事称:"命浙江布政司发二万余人疏永安湖、茶市院河、新泾河、陶泾塘河.     

点校本《明史》“河渠”6正统景泰直省水利记事勘误

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6页载:正统九年,"广济民言:‘县与邻邑黄梅,岁运粮三万石于望牛墩.小车盘剥,不堪其劳.连城湖港廖家口有沟抵墩前,淤浅不能行船.请与黄梅合力浚通,以便水运.'并从之.     

点校本《明史》“河渠”6正统直省水利记事校误

一 中华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4页载:"(宣德十年)主事沈中言:'山阴西小江,上通金(华)、严(州),下接三江海口,引诸暨、浦江、义乌诸湖水以通舟.江口近淤,宜筑临浦戚堰障诸湖水,俾仍出小江.'     

点校本《明史》“河渠”6宣德直省水利记事考误

中华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3页载:宣德"五年巡抚侍郎成均言:‘海盐去海二里,石嵌土岸二千四百余丈,水(挈)其石,皆已邧敝.议筑新石於岸内,而存其旧者以为外障.乞如洪武中令嘉、严、绍三府协夫举工.'从之."这里的嘉、严、绍三府,指明代隶属于浙江布政司的嘉兴、严州、绍兴三府.这个记载是不准确的.     

《明史·职官志一》“三公三孤”条考辨(二)

"建文、永乐间罢公孤官,仁宗复设.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复置三公、三少."(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0页)这里"仁宗复设"后面的"."应改为",".永乐二十二年七月辛卯,成祖朱棣病故于第五次北征蒙古途中,八月丁已,仁宗朱高炽即位.下文中"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复置三公、三少"即为"仁宗复设"的解释,不可断开.     

《明史·礼志》勘误一则

《明史》卷五○《礼志四》云:其辨孔子不当称王者,止吴澄一人而已。嵇璜等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四八《学校考·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录后》)、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卷一二○《祭先圣先师》)、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卷一四《祀典第三之一》)、李申撰《中国儒教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0页)等沿用其说。按,吴澄误,当作吴沉。吴沉,元末明初人,事见     

《明史》李昌祺卒年辨误

李昌祺是明初杰出的官员 ,也是著名的小说家 ,著有小说集《剪灯余话》。《明史·李昌祺本传》称 :“李昌祺 ,名祯 ,以字行 ,庐陵人。永乐二年进士……景泰二年卒。”认为李昌祺卒于景泰二年 (14 5 1) ,此说影响很大。薛克翘的《剪灯新话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杜贵辰的《剪灯三话》(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以及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2 0 0 0年版 )均持此说。然 ,明泰昌元年 (16 2 0 )俞汝楫等官修的《礼部志稿》卷五七却称 :“(李昌祺 )景泰三年卒 ,家事萧然 ,几不能殓。”又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景…     

明代贵州地方行政建置年月考异

近年来,我应中华书局之约校点顾祖禹辑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发现《纪要》所载明代贵州地方行政建置年月与《明史地理志》(以下简称《明志》)大有出入,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几年,两者相差甚多。且年月记载有异者非一府一县,粗一统计,竟有五十三处之多。这种情况:在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中是少见的。为了弄清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判断其是非,我又集《明实录》、《明史稿》、《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贵州图经新志》、《清一统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等书与之稽考,发现《纪要》与《明史稿》、《贵州图经新志》、《清一统志》等大体一致,而《明志》与《明实录》基本相同。     

孙蕡的卒年

孙蕡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3页)说:他的卒年是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此说不知何据? 孙蕡,《明史》有传,见卷285《文苑传》,他死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898年)的“蓝玉之狱”中。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见《明史》卷132《蓝玉传》),时“蓝玉之狱”未兴。     

北宋元丰中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

在元丰四、五年的宋夏战争(即灵州和永乐两役)中,宋军的死者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宋代军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史学论著,特别是战争史专著,在谈到灵州和永乐两役宋军死者人数的时候,引用《宋史·夏国传》和《续通鉴》的记载,说:“死者六十万人”,或说“灵州之战,宋军先后损失至四十万人”。殊不知这些巨大数字很不可靠,误差甚大。 今考《宋会要辑稿· 兵》(以下简称《会要·兵》)八之二八云:“永乐城陷,徐禧、李稷、李舜举并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三○“神宗元丰五年十月戊申”条的记载亦相同。据此,永乐城失陷时,宋军战死的官兵为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再考司马光《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卷十四,得知:最初,参加保卫永乐的宋军共有“四万”,全部集中于城内。在该城失陷前,宋夏双方进行了城外战。当夏军攻城时,徐禧命曲珍率领城中部分士兵出城御敌,战斗激烈,宋军“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     

碑文里的历史与历史里的碑文--对清代行会研究中史料运用的一个批判性反思

碑刻文书经常被清代行会研究者用来重建当时的历史图景.可是碑文(的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只有在细致地分析了碑文(的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情景和文本的产生过程,碑刻文书才能用来复原相应历史的事实片段.     

从康德哲学论自然和历史

人类历史领域是有别于自然规律的自由王国,其特征是世界性、未来前瞻性和开放性。因此,历史哲学断不是如同封建中国文化那样停留在封闭的农耕自然民族状态,而是进入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历史和自由的视野。自由的历史领域以人为本,而在必然的自然领域,人却是手段。自然和历史,民族和世界,既往和未来,封闭和开放,必然和自由,是两个分离的领域。自然界没有历史和自由,历史中也没有必然。历史同自然脱离,形成逐渐向上却充满自由的道路。民族的概念从属于自然,而不是从属于历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自然的;越是历史的,就越是世界的。     

中国文学史学的历史感浅析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历经百年,著作林林总总不下千种,总体看来,模式不一,侧重不同。文学史的发展是由传统到现代演变的,传统文学观与西方理论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差异,二者之间的碰撞、整合在所难免。正确把握文学史学的历史感,寻找和构建一个供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理论交流对话的平台很有必要。撰写文学史,要贯彻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厘清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     

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对历史学的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是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李大钊对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等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诠释 ,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通过研究李大钊对有关历史学概念的诠释 ,能够为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 ,提供认知的前提。     

公共史与环境史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马丁·麦乐西在北京大学就公共史和环境史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介绍了公共史在美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学院派历史的异同。在谈到环境史时,他主要介绍了两个内容。一是汽车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汽车不但塑造了美国的城市,还改变了美国的景观。二是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认为从民权运动借鉴的权利观念为环境主义运动吸引了新的支持力量,扩大了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马丁的演讲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中国环境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     

人文教育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文教育

历史上,大学人文教育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形成并保留了各具特色的教育传统,男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又加以发展、丰富且赋予了新的内涵,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视域下人文教育的特征对当代中国人文教育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主要体现为:以历史的眼光,把握人文教育的根本;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世界人文教育的精华;以战略的眼光,重塑未来人文教育的形象。     

历史理论与历史实在

历史实在的形而上学特征往往导致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它的忽视。事实上,历史理论往往会在内容上排斥历史实在,而在理论预设中承认历史实在的合法地位。历史实在作为绝对预设,是历史理论科学性的有效保障,如果说科学的理论总是有其自身界限的,那么对于历史理论而言,它的限度与历史实在这一预设密切相关。厘清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论之间复杂的关系,可以从康德的“范导性”与“构成性”两个概念开始。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自然环境被视为积极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能动因素。这种思想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环境史的视野(即现代生态理念)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等——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辩证的分析。环境史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可以从环境史的学术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     

从社会史到社会生活史——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编辑(以下简称编):忻老师,您好!您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的研究范围广泛,对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以及中日关系、日本佛教等方向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您的代表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1996年出版以来,对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也在去年修订再版.该书内容极为丰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营养学的相关理论在书中都有涉及,可谓蔚为大观,您能不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与写作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