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的标准与"谪仙"的意义--谈宋人对李白的评价

宋代社会结构特点使宋代士人一方面受到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一方面又需要释放受压抑的心灵.为此,他们确立的时代典范是"诗圣"杜甫,李白虽然在宋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地位不高、颇受冷遇,却在文人雅士们的放言吟咏中受到热情的关注与赞美."谪仙"是唐人赋予李白的称号,其意义在宋代得到了深化和强化.宋代大量歌咏李白的诗歌赞序体现了宋人对"谪仙"精神价值的发现和强化.宋人对李白的微妙态度也成为宋之后历代论者评价李白的基本格局.     

李白诗歌在宋代的接受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生前尽享世人的至高赞誉,而其身后却屡遭贬抑,这与宋代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有直接关系。宋人从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进行了评价,高度赞扬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但同时,宋人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批评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及其人品。李白诗歌在宋代受到贬抑的主要原因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诗歌道德负荷作用的过分关注以及受到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影响。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乐府诗集》与李白乐府的经典确认

李白是公认的乐府大家及古乐府集大成者.这一经典地位的确立与<乐府诗集>有重要关系.此书对李白乐府收录全备、界定精确;着重发掘其古典特色,并在乐府诗史的高度上加以肯定,确立了其作为"古典代表、盛唐大家"的地位,在李白乐府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系统考察此书对李白乐府的著录及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李白乐府的经典化过程,并进而考察乐府诗史的源流演变.     

《古风五十九首》略探——成就李白诗名的扛鼎之作

李白五言古诗代表着李白的诗歌成就,较多用来表达比较含蓄隐晦的情感,其中又以《古风五十九首》最为杰出,为李白成就诗名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组诗上承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下启有宋,对宋代以文为诗亦有影响。它内容丰富,是唐史研究、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李白研究的重要文本,可视之为成就李白诗名的主要作品。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古风五十九首》的篇目大致在明末清初才开始定型。     

对宋代“拦头”与市镇管理关系的思考

拦头,自五代出现以来,在宋代发生了地位高低及所掌职事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拦头的设置从最初具有的临时性,后趋于固定化;由于拦头的职事与征税密切相关,故人员的选拔要经由转运使司的官员,客观体现出其身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拦头工作的场所从府州县的商税院或商税务一级,逐渐向下发展,广置于镇,甚至活跃在比镇更低一级的市;这一变化过程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市镇的发展水平大致同步,在南宋尤为典型,是我们考察宋代市镇市级管理的一个重要窗口。     

宋代史馆沿革考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修史机构发展的鼎盛阶段.三百年间出现的修史机构种类繁多,呈现出十分繁杂的景象,构成了我国宋代文化的一大特色.宋代史馆在诸多修史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前后几度兴衰,制度多变,非深入研究者难以探明其变化之轨迹,故涉及到宋代史馆的文章多语焉不详.因此笔者试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李白与陈亮的相似点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唐朝的李白和宋代的陈亮都是两位著名的狂士,二人在思想、行为、文学创作各方面都有许多相似性,且前者对后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兼论李杜友谊

李杜同游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李白对杜甫的思想与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杜分手之后,二人交往主要表现为杜甫通过诗歌创作怀念李白,本质上则是杜甫对李白进行解读。这一解读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二人初逢洛阳、共游齐鲁时杜甫对李白从激情的崇拜到冷静的反思、规劝;二是困居长安时期杜甫在求仕的屈辱中逐渐感悟到了李白自由人格之可贵;三是乱世飘泊时期,杜甫日渐贴近李白的心灵,在心灵的共振中自觉在人格上追随李白。杜甫对李白的理解过程,同时也是二人人生经历的趋同过程,杜甫经历了与李白相似的人生,最终完成了对李白完整而深刻的解读。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李杜友谊及杜甫的心灵历程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