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制度非均衡与政府角色

现阶段中国农村工业化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表现为制度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借助一个制度供求模型对此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为矫正这种制度非均衡,实现制度有效供给,各级政府扮演了不同角色。由上述分析得出了调适农村工业化制度非均衡的具体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及整治对策--一种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察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失衡现象,内在原因就在于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的组成人员--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加强对这种自利行为的约束对策是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决策制度;改革现行干部评议、晋升、薪酬和问责制度;规范公共事业听证制度;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财政的建立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没有真正进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措施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国家财政资全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建立政府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分担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最终真正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企业家成长是在制度变迁中进行的。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引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制约了企业家成长 ,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现实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之路在于制度创新和建立企业家制度     

历史路径、产权信念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个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自主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的两种路径.体制转型有其内在的动力和阻力.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那些从过去传承下来的知识和信念能对新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制度变迁的轨迹作了比较.弱化血缘关系在制度变迁中的影响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不可或缺的一步；立法保护私有产权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最佳路径是使得自上而下的转型驱动与源自信念边际修正的内生性制度变迁方向有机结合在一起.     

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已成为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目前,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供给趋同以及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兴起已成为推动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同时,区位禀赋约束、国家和地方对金融的控制以及西部农业的弱质性则构成了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作者据此提出了以回归和强化正式金融机构的 功能、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地位作为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医院市场的“退出”和“呼吁”:一个理论模型

Hirschman (1970)强调“退出”和“呼吁”是恢复组织绩效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途径.以该理论为框架、以中国医院市场的特征为基础,我们首次构建模型,分析“退出”、“呼吁”提升我国医院绩效的理论机制.发现:(1)只有医院提供医疗服务获得的边际补偿超过边际供给成本的两倍时,竞争才会激励医疗机构提高医疗质量；(2)“呼吁”的存在能够弥补竞争不足,改善社会福利,建立呼吁机制有积极意义.所以对于医院这种特殊组织而言,需要建立“退出”、“呼吁”共同发挥作用的体系,才能够实现良好绩效.     

农业制度供给不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制度做为一种“公共品”,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更由于中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农业制度供给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中。中国农业制度供给不足,既有初级行为团体方面的原因,又有次级行为团体方面的原因。然而做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农业制度供给不足主要是政府主体造成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就业制度等制度供给严重滞后于制度需求,对中国农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泛家文化、差序格局与公司治理的合谋防范

公司治理是一项制度安排.对合谋行为的防范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即可视为一项制度变迁.中国的泛家文化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制度要素.合谋防范的机制必须在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参与约束的基础上对已有制度进行一定的边际修正,同时需要对正确的文化信念进行宣传,进行制度增强,引导社会外部环境对合谋行为的监督,并积极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从农民工权益保障谈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经济政策,使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引发了诸如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等城乡屏障,并由此引发了使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无法转移,形成严重的＂三农＂问题,造成消费需求不足,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形成了结构转变的＂双重演进＂特征,加大了制度变迁的成本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如何将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缩短城乡经济差距等问题,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文化产业的制度变迁及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和深化四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由于固有利益机制、文化产业产权制度以及成本收益的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仍然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以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为此,应做到坚持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相结合、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     

制度变迁与水资源安全

水资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本文在对中国水资源安全现状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中国目前的水质与水量危机源于制度供给失衡,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迫在眉睫,而水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因此,制度变迁与创新将是缓解中国水危机,促进水资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中国现阶段经济制度变迁区际差异实证分析

依据制度变迁理论和我国历年来工业统计资料,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程度及各地区、各区域制度变迁的差异程度进行比较分析,作者认为使用市场化指标体系存在局限性,提出使用"自由度"作为分析制度变迁地区差异的基础。运用工业领域非国有化率来近似反映全国、各地区和三大区域经济自由化制度供给的程度,并据此得出一些相关结论。     

基于G20国家面板数据的中国经济自由度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8年G20国家面板数据,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分析中国经济自由度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对G20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进一步考虑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等方面的改善都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其中,提升作用最大的是对外交往自由度,货币政策合理性次之,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的提升作用最小;劳动力与商业管制、政府规模的改善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     

EU-ETS的发展成效、运行机制及其启示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欧盟建立了覆盖25个成员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EU-ETS由此确立。在EU-ETS"总量-交易"模式下,各成员由于不同的减排目标和边际减排成本,酝酿并产生市场交易,具体表现为边际减排成本较高的国家或行业通过市场购买履行减排义务,而边际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通过售出多减排的配额获得支付。总结EU-ETS的成功经验,分析和汲取其实际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教训,由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中国在未来世界碳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大有裨益。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现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分析——基于经济自由度视角

运用新制度经济理论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通过对国家在不同时期为国有企业提供的经济自由度对比,阐述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现状和趋势。主要观点是: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已基本实现,股份制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形式,拓展了企业自主经营的空间;战略性改组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界定了市场范围,为国有经济生存和发展腾出了空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建立,有效地解决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     

我国家族企业的产权特征及其制度学思考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的存在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供给约束下,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