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私协作的法律风险识别与救济机制建构

环境公私协作是公私协作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行政任务契约化的具体展开形式。由于环境公私协作运行的社会环境复杂、涉及利益主体多元,在实践中极易产生诸多法律问题。针对难以防控的法律风险及利益纠纷,必须从公私协作的目的出发,以"促进合作、防控风险"为主要导向,着力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公权力的控制及私权利的规范,在法律风险的类别化基础上,相应地建立诉外救济机制为主、诉讼救济机制为辅的多元化救济机制。     

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转型

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环境健康问题频繁发生,暴露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为此,建立起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规制的发展路径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规制的演变进路,剖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个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环境保护和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与正当性,从而明确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需求。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属性愈发凸显。面对复杂而多元的环境问题,单纯依靠公权力的作用已难以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随着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兴起,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通过发挥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作用,在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的应然之选。     

防范环境风险的法律对策

我国现在正处于环境风险多发和上升时期,防范环境风险是当务之急。面对严峻的环境风险形势,运用法律手段对环境风险进行防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国在防范环境风险法律方面还存在环境风险防范专门立法缺失、政府对环境风险防范法律责任缺失、环境风险预警制度不完善、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和不足。为此,提出了制定专门的《环境风险防范法》,确立环境风险防范立法的基本原则,明确环境风险防范的管理机构和政府职责,建立与完善环境风险防范的具体法律制度(如健全环境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完善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环境风险源调查制度,完善环境风险评价制度)等法律对策。     

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困境与完善对策

在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还影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而我国目前,由于食品安全规制建设起步较晚,其在基础性法律规范制定、安全标准的科学性与体系化、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引入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制度,完善食品安全规制的法律体系,势必成为今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疫情防控风险交流制度的检视与重构

作为疫情防控风险化解的一种方式,风险交流在应对疫情防控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异化及决策难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形成了一定特色的风险交流经验和做法。当然,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仍然存在部分法律缺陷、风险交流碎片化、风险交流权利不对称、新媒体过度交流异化风险信息以及缺失相应配套机制等问题。因此,可以在借鉴国外有关风险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从修缮法律法规、完善主体队伍能力建设、平衡各主体权利义务、 完善疫情防控风险交流实施程序、优化救济制度等方面加以解决。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妇女平等就业权法律救济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为了研究我国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问题,采用文献比较和实证分析法,分析了现有制度的主要缺陷。研究结果认为:要完善妇女平等就业权法律救济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修订和完善现有法律;明确行政执法主体;提供合理有效的救济途径;加强妇女维权意识的宣传教育,给予必要而有效的法律援助,以此促进妇女公平就业和社会协调发展。     

试论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以实现风险最小化为目标

国家行政并不能完全规制环境风险,为实现环境风险最小化目标,社会主体应当发挥自身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自主降低环境风险,形成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自主规制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说只是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机制正在形成与发展之中,能够对行政规制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对自主规制而言,国家行政资源不足是其形成的客观原因,合作原则是其生成的理论基础,而环境责任的严格化则进一步推动了其发展。在类型区分上可分为责任分担型、合意达成型、刺激促进型,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与效果有所不同。自主规制在现实中确实削减了环境风险,但也存在着风险治理实效弱化、可能侵犯基本权利等局限,需要在自主规制过程中注意避免。     

论我国基因安全风险规制困境及其法律对策

基因安全风险是基因安全因特定的威胁而遭受损害、危难和伤害的潜在可能性。规制基因安全风险已成为迫切的社会课题。目前我国关于基因安全风险的立法有宪法、部门法、专门法等，在规制风险上有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法律尚未能对基因科技发展中出现新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等不足。为了更好规制基因安全风险，我国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在宪法层面上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在民法典中针对基因歧视等新型社会风险做出规定及在其他相关法律制度上做一些调整。     

页岩气开发中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页岩气开发是我国2012年开始的新能源战略重点突破口,但开发过程可能引致多种类型且难以逆转的环境风险。通过逻辑演绎和扩大解释,我国既有的环境法律体系可以用于规制页岩气开发的部分环境风险,但存在专门立法空白、环境风险管理制度与措施的间接性、零散性等弊病。美国已率先实现了页岩气大规模商业开发,其应对环境风险的立法经验可资借鉴:提供多种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通道,规制立法的统一化与分散化的结合,为规范页岩气开发及其环境风险规制进行专门立法。我国构建页岩气开发环境问题规制制度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体系化厘清页岩气开发中的权属制度、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进行针对性扩展、构建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规制的区块防治制度体系和进行专门立法等。     

安徽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安徽省中小企业,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专业人员缺乏、管理制度缺失、具体行为失范等原因,造成意识、制度、措施以及环境方面面临着企业法律风险问题,阻碍或限制其健康发展。通过建立法律风险预警制度、引入重大决策法律咨询制度等,健全法律事务管理体系、服务体系,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构建完整的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机制

法律机制与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具有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作用。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主要包括法律规制、法律程序和争端法律解决机制。海峡两岸法律规制共同体逐渐扁平化,规制工具不断组合和规制过程趋向平等协商,逐渐从"制度—精英"转向"制度—社会"模式。海峡两岸应完善公权力机关的"利益表达——协商谈判——达成共识——实施推动"以及公众参与的法律程序,进而建构类型化多元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反,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我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性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一个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生物技术伦理的法律规制逻辑转换——从生物安全立法展开

生物技术伦理的实现需要法律规制的保障,现行用以规制生物技术伦理的"命令一控制"型立法本身存在着私主体参与决策困难、命令手段的单一性、信息的不透明等固有问题,在风险社会之下诚难实现其预期效力.在对典型国家的立法形式、执法主体和规制方法三方面经验的考察基础上,从理论上构建以扩张规制主体、变革规制工具、增进规制功能为内容的生物技术伦理善治逻辑成为必然,在制度层面,可以通过建立风险预防原则、广泛的多主体参与以及信息工具的使用等策略实现生物技术安全伦理原则的法律规制逻辑转换.     

数字人民币应用中个人金融信息的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随着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场景创新的不断提速，个人金融信息逐渐丰富，使用更加频繁，个人金融信息风险也相伴而生，主要表现为数字人民币应用中个人金融信息面临的技术风险、数字人民币指定运营机构对个人金融信息扩张性使用的风险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化”存储个人金融信息的风险等。尽管现阶段我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律法规逐渐增多，成效明显，但是针对数字人民币应用中个人金融信息风险的法律防范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立法规制的分散性、监管机制的滞后性、救济机制的单一性以及指定运营金融机构对个人金融信息授权使用自律的欠缺性等。因此，亟需通过健全数字人民币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立法体系、完善数字人民币个人金融信息风险的监管机制、建立多元化的救济机制以及强化指定运营金融机构对个人金融信息授权使用的自律义务等措施，以完善数字人民币应用中个人金融信息风险的法律防范。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律规制之设计

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法律规制问题,可将其划分为主体和行为两大方面。在主体方面,呼唤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能确保企业具有良好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而在行为方面,资产证券化是今后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发展方向,债转股应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法律制度化的关于债务重组的救济方式。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必然蕴含着正义的法律理念,贯穿着良好的法律制度。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智慧养老的社会风险与法律制度安排

智慧养老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养老模式、养老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形成了创新,提高了养老效率与质量。但是,作为新技术在民生领域的转化应用,智慧养老仍然具有伦理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这一系列风险都缘于新技术因素与传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社会运行体系之间的矛盾。对此,应当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智慧养老规制体系,并结合相应的纵向风险防控机制、智慧化与多元化法律思维,以此为基础保障智慧养老模式的顺利变革,进而促进民生领域的治理质量与效率提高。     

智慧养老的社会风险与法律制度安排

智慧养老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养老模式、养老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形成了创新,提高了养老效率与质量。但是,作为新技术在民生领域的转化应用,智慧养老仍然具有伦理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这一系列风险都缘于新技术因素与传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社会运行体系之间的矛盾。对此,应当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智慧养老规制体系,并结合相应的纵向风险防控机制、智慧化与多元化法律思维,以此为基础保障智慧养老模式的顺利变革,进而促进民生领域的治理质量与效率提高。     

我国法律信任培育的基本路径

法律信任的缺失是中国法治面临的巨大难题。而法律信任的培育,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取决于法律自身的良善性,还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物质环境、主体心理和社会体制等密切相关。我国法律信任的培育,可以从四种基本路径着手:一是以人格信任取代关系信任的社会文化进路,二是强化和促进经济平等的物质环境进路,三是早期信任人格塑造的主体心理进路,四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体制性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