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黍离》为人类千古之问——“我是谁”而作

《诗经.黍离》是为人类千古之问——"我是谁"而作,其中诗人"心忧"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谁"的问题找不到答案,而其中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之问,正是"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特殊形式,是诗人发现了自己的本体之我而对本体之我又无法彻底地加以理解,觉得自己很陌生,从而才把自己作为对象而发问的。     

“黍离之悲”的余味——读姜夔《扬州慢》一词兼论其词风

姜夔词清空峭拔 ,幽邃秀美 ,音律和谐精密。于南宋词坛别开家门 ,影响深远。本词采用今昔交织、对比反衬及虚笔勾勒等手法 ,善于化实为虚 ,寄托深沉的家国之恨。艺术上别具特色 ,是姜夔感怀国事、痛伤时事的现实主义名篇 ,也是他词论的杰出实践。为历代词人抒发“黍离之悲”而富有余味的罕有佳作     

香山“长庆”有遗篇——试论《长恨歌》与《圆圆曲》的黍离之感

梅村体是长庆体的变格,但其中都充满着浓烈的黍离麦秀之感,所不同者在于一为乱世之音,一为亡国之音.诗人感伤兴寄,作垂戒之用.     

人性的复归之路——读《变形记》和《我是谁?》

分析了《变形记》的主人公因为不堪忍受生存的压力而变成了大甲虫,这是虫形人心的格里戈尔对非人社会的反抗和对人性的回归;宗璞的《我是谁?》讲述了主人公在幻觉中异化为虫的悲剧。指出两篇小说虽在主题的属性和异化程度上有些差异,但都反映了人性的可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论《诗经·王风》与楚文化的关系

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 ,诸侯渐强 ,周室衰微 ,处在昔兴今衰剧变中的王畿人心中充满了失落与无奈 ,《诗经·王风》中的“黍离”之痛 ,正是这一心绪的写照。四百余载后的屈原 ,面对楚国由盛转衰的现实 ,“黍离”之痛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 ,并升华为哀婉绮艳的“离骚”之恨。然而 ,楚文化不仅接受了包括《王风》在内的中原文化的影响 ,而且早在屈骚之前 ,就随着楚国的不断地向北扩张而对中原文化渐次影响渗透。这种影响渗透在《王风》中亦有所体现     

金元诗人“黍离”之吟的意蕴超越性

金元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黍离之吟实现了意蕴的超越，突破了民族感情与故国之思的界定。表现为对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追墓怀思，是黍离主题的新变和升华．     

反思文学的力度及其局限——重读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

宗璞的《我是谁?》是当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由于小说对于“人”的呼唤和现代派创作手法的运用,曾获得文坛肯定.重新细读《我是谁?》,发现这部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并不拥有真正的“反思”价值,小说在叙事话语、悲剧性渲染和文学启蒙等方面都存在局限.     

论《丧钟为谁而鸣》中的英雄主义

论述了《丧钟为谁而鸣》是美国著名小说大师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故事背景的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同时也是海明威中期作品中最具有思想性的代表小说之一;主要研究了《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中两名主要人物所呈现出的英雄主义意识。     

蔡文甫小说的美学特征——以《谁是疯子》为考察中心

蔡文甫的小说融合了中国古典小说、现代文艺与西方小说的多种元素。在小说技巧上,蔡文甫融入了戏剧、电影重矛盾冲突与古典小说重情节设置的结构艺术,善于设置层层推进的极限情境;受西方现代小说、台湾当代作家以及自身对哲学、心理学的兴趣影响,蔡文甫重视心理描写与复杂人性的深入挖掘;从思想内容来看,蔡文甫对善良人性的真诚呼唤,对背信弃义、重利忘义的讽刺和鞭挞,使得他的小说现代主义意味减弱而古典主义意味增强。蔡文甫借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技巧元素,编织的依然是以传统道德为旨归的具有古典情怀的文学空间。     

再议《丧钟为谁而鸣》之女性主义观念

围绕着对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的再评价,就其隐藏于文字之下的女性主义观念进行深层的解读和探讨。通过对男主人公罗伯特.乔丹与玛丽亚亲密关系描写的分析,揭示了在其感悟亲情和爱情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情结。据此,可以说海明威是具有双性特征的作家,并且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认识,其力图在文学作品中消除性别偏见和种族歧视。     

《刽子手之歌》为谁而唱

在《刽子手之歌》中,诺曼.梅勒对写作技巧的不确定、写作内容的不确定和隐含的创作意向的表征,表明了他与沃尔夫冈.伊瑟尔在其读者批评理论中所提出的＂空白＂、＂否定＂和＂否定性＂这三个不确定性范畴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否定性的探索,读者可以揭示出梅勒在对待盲从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以及犯罪和法律系统的对立方面的不确定性立场。一方面,梅勒清楚地知道死刑的公正性和重要性,并意图歌颂那些为加里宣判并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们;另一方面,梅勒对加里作为一个智力超群的嬉皮士深表同情,对他的个人主义反抗精神深表赞赏,并意图为加里这个刽子手而放声歌唱。     

“是我非我”的启示——从不确定性的王国到翻译书写

借鉴当代法国史学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对翻译实践中出现的“是我非我”现象做了一番梳理和分析,并指出无意识和一致性逻辑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译者“是我非我”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个矛盾,本文认为,翻译的本质是模棱两可的;翻译的问题不是方法上的问题;翻译的方法只能是一种不确切的方法;所谓的翻译其实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完成的翻译书写。     

浅析《诗经》“之”字用法

《诗经》里“之”字用法比较复杂,本文从词性和句法功能上对其进行了探讨。     

《诗经》是非此彼研究——兼论是发展为系词的原因

通过对古文字资料及《诗经》的研究,解决了为什么同样是指示代词,是能发展为表达肯定判断的系词,而此却没能发展为表达肯定判断的系词.同时,对与这两个词有很大关系的匪和彼进行研究,论述了皮和彼之间的关系,得出皮和彼在表示代词bǐ这个义项上是古今字的结论.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

根据安大简,《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的"濩"当读为"穫",与"刈"构成同义关系,此句和下句"为絺为绤"句式相同。《清华一·金縢》9号简中与《尚书·金縢》"穫"相对应的字,应分析为从"攴","刈"声,"刈"字繁体。"刈""穫"属于同义互换。根据安大简"刈"字从"禾"从"■",我们分析了楚文字中其他"刈"字的释义。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