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而上达——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

朱子之大学指"大人之学",即成就内圣外王的圣人之学,学的是如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学则是小子之学,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故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然而,朱子的"小学"与"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与贯通?文章认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知行相须、敬贯始终。尽管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小学的主敬与大学的穷理之间保持着永久的张力,二者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共同构成朱子思想的主题。     

朝鲜对中国儒学的接受——以栗谷李珥的《圣学辑要》为中心

高丽末期,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成为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朝鲜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可称为帝王学标本的《大学》在以多样形态发展的过程中,被朝鲜的政治指导者视为教材。朝鲜时代的学者栗谷撰述的圣学教科书《圣学辑要》对《大学》进行再解释和学问上的发展。《圣学辑要》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基础,分为"修己"、"正家"和"为政",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大学》所体现的单纯层次的修己治人,被发展为非常具体的政治和人生的实践指南。尤其是把具有模糊意义的儒教理念表现为实际人生的现实,使朝鲜儒教得以体系化。这就体现了所谓以"正"为核心的政治,追求持续性人生的矫正教育。     

刘沅对朱子《大学章句》的辩驳及其思想史意义

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曾子《大学》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义理向通俗化、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转化,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罕受汉学洗礼的学术取向,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异,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王国维对席勒“描写人生”的接受——以桑木严翼《哲学概论》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为中心

在"为人生"文论话语的理论行程中,王国维通过阅读桑木严翼《哲学概论》、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对席勒思想的介绍,选择性地接受了席勒的"审美人本主义"。在王国维的理解中,"描写人生"是席勒审美人本主义观念的具体表达,"人性完整"的理想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受此影响,王国维标举"诗歌者,描写人生也",在中国最早确立"艺术表现人生"的文学理论。     

朱子齐家思想的哲学建构——以朱子家庭教化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在朱子齐家思想意涵中"家"不仅是社会组织的概念,而且是一种伦理范畴的本体论建构,折射出宋明理学对于"齐家"环节基于存在论意义的审思.朱子齐家思想从宇宙本体论的发生视角透视了家现象的哲学根基,揭示了"家"在中国传统中重要文化地位背后的存在论基础.朱子的齐家思想涉及家族规训、童蒙教育与礼俗建制等内容,从理与事、教与学、公与私的辩证互释中获得理解周遭世界的基本模式.由朱子齐家思想出发考察中国哲学基于"家"的本体论和存在论建构而延展出意涵丰厚的家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家庭道德建设与社会美德弘扬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主敬立本与穷理之基——对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中“已知之理”的阐释

朱子在"格物致知补传"中提到的"已知之理"一直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但它却是理解朱子格物穷理思想的必要一环。已知之理首先是穷理之前的小学之教的内容,但究其实质,它是一种关于"理"的知识。"理"在朱子的界定中可以理解为事物依其自身的本然规定而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而已知之理就是一种对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理解。但这种知只有在一种自主自觉的心灵状态中才能得到呈现,而这种心灵状态正是经由"主敬"工夫的清理而得到确立的。由此呈现的知识先于具体的穷理活动,并为穷理活动确定方向,即心灵探究以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为根本的方向。同时,这种知识根源于心灵自身之理,其为穷理活动确立了根基。当然,作为形式上的知,已知之理需要在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中由具体理解的一事一物的当然之则加以充实,只有在具体的当然之则的知识的充实下,心灵对"理"的理解才是真实而丰富的。对已知之理的阐明表明,朱子的格物思想并非如同一些心学家所批评的那样支离和无头脑。     

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及历史教育的衔接——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授课逻辑的思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高校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以近现代史知识为基础,明确两大历史任务和三个历史选择为教育目标。通过对我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体系演进的总结,明了《纲要》课的授课逻辑,认为学校历史教育在坚持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核心目的基础上,要注重有序衔接,做到小学要"活",中学要"静",大学要"动",由此实现历史教学特别是《纲要》课教学由知晓"是什么",向思考"为什么"转变。     

船山对“格物始教”问题的思考

在《大学》修身功夫的次第问题上,船山针对阳明对朱子"格物始教"说的批评,认同朱子的观念,批评阳明的功夫论观念为"离物索知"。同时,船山又通过对《大学》格致功夫与诚正功夫相互界定关系的诠释,认为格致诚正四者俱为"入德之门"而不可偏废,藉此来转变朱子"格物始教"说理论上可能的偏颇。     

朱子、阳明与船山《大学》诠释之比较——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为中心

《大学》是宋明理学家们用力最深的文本之一。专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的诠释而言,朱子遵从二程《大学》改本,主张"新民"说,并以"本末"论来阐述"明新"关系;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大学》,力主"亲民"说,并提出"明亲合一"的理论;作为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王船山力反阳明之论,维护程朱《大学》改本和"新民"说,同时运用"理一分殊"论,一方面否定阳明"明亲合一"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和深化朱子"明新本末"论。由此可见,同一文本因学者自身的时代问题意识及其学术关切的差异,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不同解读,借此也说明经典文本本身丰富的、开放的义理诠释空间,以及儒家学说所具有的"学随世变"的生命力和创发力。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     

《说文解字》"同意"考

<说文解字>"转注"说中所涉及的"同意"即是"同象",是"符号"与所表达内容之间语义关系实现方式的相同.<说文解字>正文中的"同意"有的取"象"相同,"象"的来源相同,"象"所处的事件场合相同,"象"在构形中所起作用方式也相同;有的只是作为"象"的来源的事或物的相同,或者只是"象"起作用的场合、条件、方式相同.但"同意"都是指"同象"即"语义关系实现方式的相同".     

《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考——与《朱子全集》辑录者商榷

民国重修《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一、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以下称《世谱》)共载十世,《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以下称《族谱》)只是一世至六世"一以朱子定本为正";二、《世谱》各支全录,《族谱》七世起只记朱振后裔;三、《世谱》一定载朱然支派,《族谱》未记朱然支派;四、《世谱》不会自称"公",更不会称子为"公",《族谱》不仅称朱熹为"公",而且还称其子为"公".     

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     

论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

《中庸》有"其次致曲"之说,朱子解之为将人身上"善端发见之偏"推致极处的一种工夫。其实,所谓"致曲"之工夫,亦即是朱子《大学》诠释中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学》《庸》诠释的贯通处。     

养浩然之气,正做人之本

正《易经·蒙卦》提到"蒙以养正,圣功也"。启蒙阶段,端正孩子的行为品德,促进全面素养的提升,有利于一生的成长,这是功德无量的。我校的前身可上溯到上个世纪初的"养正学堂",经由百年历史的浸润,在二十多年的体育特色文化构建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养正教育"特色,以"健体养正、修行养正、怡情养正、遵规养正"为基本理念,提出了"养德性,育正心;养习惯,育正行;养学力,育正智;养体魄,育     

《大学》"知止"思想新解

<大学>作为儒家学者的"初学入德之门",一直被视作儒家的重要典籍.它所强调的德行的最终落脚点是"止于至善".要想达到这样的境地和追求,"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知止"是<大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知止"思想体现着<大学>的根本精神.提倡"知止"精神对于人们寻找精神的立脚点,对我国当今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谈文史研究方法的多种角度 ——以姜夔《淡黄柳》词之"小桥宅"读解为例

研究姜夔词作的众多学者中,对其《淡黄柳》一词的"小桥宅"句往往有不同见解.如夏承焘先生等诸位学者认为"小桥宅"指"合肥词事"中弹筝之妹所居,"桥"为姊妹姓氏;郑文焯先生则认为是"赤阑桥"姜夔客居处,"桥"为"赤阑桥",但语焉不详.而通过结合各种文本及史料的传统文史研究方法,从姜夔诗词及史籍中互为引证,以郑解为是,认为"赤阑桥"为解读姜夔"合肥词事"之要.     

实现情感态度目标 培养学生数学素养

正从1956年《小学算术大纲(修订草案)》提出至2011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制定以来,"情感态度"作为数学课程的目标之一,定位逐步明晰,作用愈发突出。特别是2011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由"对数学的好奇心到形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更是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在数学课程实施过程中实现"情感态度"目标,需要将具体的目标与数学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融入生动的数学活动中去,并关注学生的自主体验与感受。小学数学课堂,一般要注意以下三点:     

逻辑与科学哲学视野下的《道德经》与“道”——兼与焦国成先生商榷

"道"不是思维的内容,而是思维的形式。"道可道非常道"应该理解为:道是可足道的,而非普遍有效的,即"道"是类比(推理)这种思维形式。《道德经》的伟大贡献在于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就模糊领悟到思维的形式比其内容更为根本。它与其他先秦经典共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类比的思维特征,而导致中华文明更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强包容性和强融通性的传承优势。《道德经》虽然谈了许多天地人生的深刻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借用天地人生的深刻道理来谈"道",也就是展示可以增加对这些深刻道理的理解和接受的类比方式。"道"是偶真的普遍思维形式,"德"是确定可靠性的具体思维内容。"道""德"益彰,就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而彰显尽善尽美。"名"是具有不确定性定义的概念,作为概念的"名"在类推形式的"道"与思维内容的"德"之间架设了桥梁,由此,《道德经》成为人类文明源头之一的完整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