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的"现代性"谋划

社会公平是一个阶级价值的体现和结晶,又是一个时代的法律形式和社会规范。社会公平的建立需要制度基础,它是以完善制度和建立必要的法律秩序为基本条件的。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公平,就必须首先实现社会治理制度本身的公平,其次要使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平制度化、法律化和社会化。总之,社会公平是制度设计和法律治理的最高价值。     

法律秩序研究

在我国，法律秩序多被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而将其作为法学的一个研究对象，则备受冷落。其实，法律与秩序的联姻完全符合社会演进的逻辑：组织——规则——秩序，法律秩序在中西法学著述里还存在着法律规范秩序和法律社会秩序的概念分野，法律秩序内在结构包括行为秩序和关系秩序，法律秩序的变革必然是从稳定完善的秩序到民主自由的秩序     

对法与秩序的探讨

对秩序的一贯追求是人类的目标,秩序是法的价值的基础,我们要建立以自由最大化为前提条件的法律秩序,建立以规则为引导的法律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真正的法治秩序.     

法律适用中的价值诉求问题探讨

法律适用必须以追求一定的法律价值为诉求.正义与秩序是法律价值的基本内容,正义在司法中的判断原则应该以符合事物的本质和平等为基础.在法律价值的位阶中,正义是居于首位的.     

“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冲突“辨析

有些论者将自由与秩序视为一对冲突的法律价值,这种看法意味着自由一定意义上就是“无序”、必须被秩序所规制,降低了自己的价值,容易造成法律排斥自由的误解,与“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是自由的保障的看法相抵触,有必要予以厘清。事实上秩序并不必然与其他法律价值冲突,所谓自由与秩序的冲突,是指自由与法律秩序中的其他价值追求的冲突,或者是指不合理的秩序与自由的抵触。就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而言,秩序价值是自由价值形     

宪法的秩序价值分析

宪法,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根本法,其不同于其他法律,所以,在其价值目标上也会有所差异,甚至说在满足人类需要上也有所分工.宪法的根本性与宏观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以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为第一价值,在此,秩序是宪法的首要的价值目标,或者说,是第一位应该实现的价值目标,以作为其他价值实现的前提.     

解析"以房养老"制度的困境——兼及法律移植的现代性反思

"以房养老"作为一个借鉴和移植域外制度的立法,一经出台便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乃至否定"法律移植"本身。在中国"以房养老"制度推行受阻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养儿防老"的传统价值观,其次是土地所有权制度以及不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最后是越发凸显的社会信任危机。然而,"法律移植"在当今中国仍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立法选择,它在中国现代性法律制度秩序构建中有助于人们观念的革新与塑造。归根结底,"法律移植"频频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于现代性制度秩序建构所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的缺失。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入现代市场机制。在培育理性精神、恢复社会信任方面,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既能迫使行为人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理性计算,也能唤醒人与人之间真诚的道德意识。     

毛泽东法观念的价值基础

人民正义是毛泽东法律观的价值基石,它提供了我们窥视毛泽东法观念的一个重要视角,亦有助于我们弄清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危机的症结所在。人民正义作为法律价值的标准有着先天的局限,只有用法律本身的价值来规约人民正义的价值诉求才可能有依法治国。     

寻求自由与秩序价值的动态平衡——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视角

自由和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依靠法律制度来保障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然而对自由与秩序的认识和取向在中西方之间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之间整个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中国进入转轨时期,面对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冲击,出现了自由与秩序失衡的状态。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明确发展方向,保障人们的自由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文明演进中利益衡平的法律控制——兼论通向生态文明的法律理性

现代性是祛魅、日渐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基于现代性基础而构建的现代文明图景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稳定的共同体秩序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法律是现代文明图式下最重要的社会控制工具,通过对作为权力基础的利益进行衡平而达此目的.当物质高尚、消费欲强的意义世界坍塌之后,面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时,通向生态文明的理念整合与秩序型构也需要运用法律的理性且通过法律的利益衡平来达致.     

略论邓小平的稳定观

邓小平的稳定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政治稳定、政策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国际环境稳定的有机统一。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备前提 ,中国保持稳定 ,也是对全人类负责。为此 ,邓小平认为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加快经济发展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暂缓不起诉”制度的合法性缺失及其整合

法治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保障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一项新制度的设立有必要从法治的角度来审视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以维护法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暂缓不起诉"是地方司法机关创设的一项"新"制度,突破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缺失合法性。但作为一项新制度,它反映了一定的诉讼价值,具有一定合理性和正当性。因而,应采取适宜措施,在实践中加强"暂缓不起诉"制度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整合。     

《周礼》有关财产损害赔偿规定探微

《周礼》保存了不少先秦的法制资料,其法律史料价值颇受关注。很多学者根据其记载的法律资料,在礼、刑、民、政、诉讼等法律规范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对其所反映的损害赔偿规定未有专文考察。从《周礼》所见的法律资料,结合金文、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知: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在先秦社会就已有之。     

《校园安全法》立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由于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 ,学生在校园内受到伤害 ,在解决问题上比较难。为此 ,需要制定《校园安全法》,从法律上明确监护人的范围 ,确立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律地位 ,切实保障在校学生的生命安全 ,以填补立法空白。在立法时 ,要遵循安全第一、结合实际、科学性、可操作性、综合治理等原则。     

论“人肉搜索”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规制

＂人肉搜索＂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尽管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维护正义及公益性本质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对＂人肉搜索＂还没有明确的立法,因此对其加以理性的法律约束与道德考量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助法律的控制手段规约＂人肉搜索＂,可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隐患,发挥其积极效应,促进其健康发展。＂人肉搜索＂的出路一方面在于提高网民自治,另一方面有赖于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加以解释,提高现有法律对＂人肉搜索＂的适应能力,完善网络法规对＂人肉搜索＂进行规范和引导。     

“自然恢复为主”的规范内涵与法律实施机制

“自然恢复为主”是我国生态修复领域的指导思想与重要原则之一,指主要依靠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来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近年来,这一表述在各级政策、法规文件中被屡次提及,围绕相关要求衍生出的诸多释义与解读持续吸引多方关注。尽管“自然恢复”一词作为发轫于生态学界的专有名词已具备较为完善的科学内涵,但若对“自然恢复为主”同样基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同质化解构,恐将导致其难以为修复实践提供清晰、明确的法律指引。为进一步探究“自然恢复为主”的法律内涵,在梳理相关概念在规范性文件与生态科学领域的演变历程,对比其应用场景、本质要求及主要措施之后,重新阐释了“自然恢复为主”在规范层面的应有之义。在机制建构方面,“自然恢复为主”的法律实施须以法理层面的价值引导为前提,以自然恢复力之法律载体的确认与保护为重心,以制定规则化的适应性管理要求为保障,以实现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下的刚性约束为旨归。     

论“一带一路”国际航天合作法律问题

国际航天合作对在“一带一路”区域实现信息的互通互联必不可少,因而对该倡议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相关政策,卫星应用、尤其是通过卫星应用建立“空间信息走廊”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进行国际航天合作的核心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众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不一,法律完善程度和各类具体制度差异甚大,航天发展水平和需求也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国际技术转让、相关权益的分配及保护、卫星应用的相关法律规制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应采取“双管齐下”的规制路径,在国际层面,一方面利用既存资源促成国际合作,另一方面采用软法以及条约的形式搭建新的合作框架;在国内层面,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全方面完善相关立法,以达到逐渐实现航天活动透明化,乃至促进国际合作的目的。     

配置效率与法经济学的“效率至上论”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效率至上论”实质上就是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应以追求社会的财富最大化为目的,效率可以替代正义、权利成为法律的基石。文章却从分析配置效率的价值内涵得出效率只是构成正义的一个要素,须与其它要素协调起来才能评价法律的正义,正义包含效率。是正义的,从长远来看肯定是有效率的。     

《民法通则》第7条的理解与适用规则探讨

《民法通则》第七条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被理解为公序良俗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具体适用中,为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应当逐渐形成案例类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案例指导制度,以促进法律适用的安定。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