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现实与现实的美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语境比较

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诞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 ,有不同的理论关注点 ,对马克思理论原典有不同的阐释方式 ,本文从理论比较的前提与基础、现实背景的疏离与理论焦点的互通、理论原典的遵循与美学学说的延伸等方面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世纪进行比较、对话的可能性作出辨析。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百年历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艺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引入到中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初年的准备阶段,"左翼十年"的引入和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和"根据地"的分别发展,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21世纪以来的"美学的复兴"。百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既有学理研究的不断深入,通过吸收各种理论资源而丰富自身,同时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倡导的审美和艺术促进社会进步,审美欣赏时的积极参与意识,以及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他律""介入"与"为民"三个重要概念,这些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历史命运--实现历史性超越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当代面临着挑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必须突破传统宏观抽象思辩的研究模式,十分重视吸收现代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对人类反映活动作多角度、多层次的理性思考,把理论触角伸向社会、文化、心理、情感、审美等多个领域,寻找新的理论突破口和生长点,努力建构现代反映论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充满生机、永葆科学生命力.     

从革命到治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形态探析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发于本土的文化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为主线、其他理论阐释为副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以革命话语形态出现,凸显了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形成了革命的文艺观和文艺服从政治的功能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以治理话语形态出现,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起人民性的内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整体形态看,革命话语形态和治理话语形态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发于审美政治的问题域,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的结合,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政治实践的产物。     

和谐美学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

和谐美学的建构要求培育健全的审美主体、均衡的审美客体、和谐的审美环境和统一的审美关系.和谐美学的建构不但发扬了中国传统美学和社会政治原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内涵,而且最能体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有利于摆脱人的异化,有利于克服实践论美学的二元对立,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发展.     

儒学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境遇变化。在现代中国 ,对于儒学 ,既不能一厢情愿地讲“复兴”,更不能全盘否定 ,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朱光潜与马克思主义美学

朱光潜1949年以后放弃唯心主义美学观念,转向接受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一重大学术转向既有外界环境压力的客观作用,又有他解决自身学术矛盾的内在需求。朱光潜在接受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深厚学养和学术勇气,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克服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深化哲学义理和人道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期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若干论争

新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学术论争。其中三个最重要、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的论争、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论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性质问题的论争。在当前,汲取论争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休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百年回顾与现实展望

回顾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其中有两次大的论争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末,但每次论争都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展示的盎然生机与活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

张旭曙撰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有四条脉络：一是以审美反映论和整体性思想为基础追求形式结构整一性（卢卡奇、戈德曼）。卢卡奇认为,文学作品是具有自身形式特征的独立结构、自足整体,这种形式是否正确要看它与所反映的处于运动和矛盾之中的辩证整体（现实世界）的结构能否对应。有意义的结构是戈德曼模式的基础。     

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回顾与思考它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有着历史与现实的重大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显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和具体的实践精神,其理论来源具有间接性。毛泽东是真正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得以空前传播与发展,同时也存在着忽视和否定艺术超越一定政治、经济条件限制的文化意义的弊端。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摆脱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的束缚,开始走向多元多样化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充满差异甚至矛盾,是一场艰难的革命。     

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的译介与研究存在着不均衡的局面,即译介正在走向繁荣,而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文认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中还存在探讨不够深入、留有空白领域、忽视方法论的研究与转换等问题,今后应予以修正与完善。     

文化选择与人物命运——浅析伍慧明小说《骨》的人物形象

文化选择是困扰海外华人与华裔的一个焦点话题,华裔作家伍慧明在小说《骨》中通过对华人移民利昂一家人在美国不同命运的展示,为这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文化选择:不唯任何一种文化所独尊,努力寻找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模式。     

理论的历史命运

针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观点,作者认为,将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等同于文学理论的民族身份仅仅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背后缺乏严密的论证。中国古代文论的成功转换必须接受现代性话语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这种转换,中国古代文论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论李贽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李贽是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思想家。在中国,他被诗人们赋予了犹如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式的文化象征意义,也被哲人们赋予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或“坐圣门第二席”的崇高历史地位。在国际上,他以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哲学的烈士”的崇高人格形象,被称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文章对李贽在哲学、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思想、文艺思想和宗教思想诸方面所作出的理论创造作了全面的阐发,以展示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并通过李贽思想对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深远历史影响及国际影响的论述,凸显了李贽的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于探索现代理性重建之路的借鉴意义。     

罪刑法定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

罪刑法定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20世纪初在中国的引入主要基于修律者在列强压境之下,企图通过修律而强国的一种非常功利化、理想化的主观愿望。由于缺乏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罪刑法定最初只能以一个给列强看的标签、一项专制统治之下的刑法条款、一句没有灵魂的标语口号的形态存在于近代中国。及至20世纪中后期,频繁的政治运动畸化了刑法的功能,罪刑法定迷失于强烈的社会保护思想、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之中,即便是具文规定也不见有。20世纪末围绕罪刑法定和刑事类推而展开的百家争鸣,使人们深刻注意到社会结构变迁及民主、自由、秩序等价值观念与罪刑法定的联系,这种认识基于历史源于现实,极具历史意义。1997年我国刑法典第三条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的重述。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的法制建设之路险阻重重,罪刑法定于细微之处让我们领略了其跌荡起伏。     

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过被“神化”到“人化”的历史命运,毛泽东从被诋毁到“重返人间”,在一定意义上映照了特定的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表达了特定的人们对毛泽东的思维走向和情感倾向,表征了特定的人们的精神现象。     

目的论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命运

目的论自文艺复兴以来遭受了机械论的挑战,传统目的论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并逐渐被边缘化。溯源西方目的论的历史嬗变,分析目的论在西方产生、发展的内在机理,探讨西方目的论与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可以看出目的论在当代哲学的复兴是一种历史和理性的必然。     

汉字在韩国的历史命运及其启示

汉字为韩国所长期借用,但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汉字在韩国的命运有所不同。概而言之,汉字先是备受推崇,之后又被弃而不用。伴随着这一过程,韩国在文字政策上也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在即将进入２１世纪之际,韩国开始对自己的文字政策进行反思,汉字问题再度受到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