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庄子注》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向秀《庄子注》是魏末“竹林之游”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个误解。向秀经历了正始、魏末和晋初三个文化时代,虽然注释《庄子》的工作亦完全可能开始于魏末,但是作为一部未竟的遗著,其最终“成书”,是作者的逝世时间——西晋成宁元年(公元275年)前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向秀曾追随嵇康,以《庄子》“人性自然”为旗帜反抗司马氏虚伪的名教之治,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强权,成为西晋王朝的高官。他的《庄子注》,开辟了以“入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反映了西晋前期玄学思潮的时代精神。从表面上看,向秀似乎摈弃了魏末竹林之游的偏激倾向,回归了正始之音,以《庄》学形式,重复着儒、道合一的玄学主题,但是终极关怀却发生重大变异: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被个体生命的舒适所替代,汉魏之际儒道哲学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阉割,化为对一切不合理现实的认同。由于向秀《庄子注》表达了正始、竹林名士在第一次玄学思潮退潮时消极妥协的心态,不适合元康名士的理论胃口。因此,在玄学第二次高潮到来的元康时期被思想界冷落,未能流行于世。而当元康玄学因八王之乱再次跌入低谷时,其理论价值才被郭象重新发现。郭象以其完善的本体论学术方法,成功地吸收了向秀的思想精华,使“名教”与“自然”彻底融为一体     

刘安与《庄子》

<正> 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到魏晋,玄学之风大盛,注《庄子》之家蜂出。先后编注《庄子》者有孟氏、司马彪、向秀、郭象、崔譔等人。陆德明认为“帷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经典释文》)现存《庄子》只有郭象编注的三十三篇本。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学者都据此得出注《庄》自晋人始的结论,如闻一多就叹惜“两汉竟没有注《庄子》的。”(《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江世荣在“有关《庄子》的一些历史资料”一文(载《文史》第一辑)中提出淮南王刘安对《庄子》做过注解,是五十二篇本《庄子》的编者的新见解。张恒寿在《庄子新探》一书中提出:“《庄子》书一定经过刘安和他的门客们的编纂和整理。”江、张两位学者破除刘向编定《庄子》、     

今本三十三篇郭注《庄子》流传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玄风盛行,注《庄》极盛,有崔误、向秀、司马彪、郭象的注和李颐的集解,他注亡佚,郭注独存,乃由于郭象广罗众本,在古本五十二篇《庄子》基础上,集各家之精华;凭着高深的玄学修养和高超的善辩才思,注《庄》言辞清丽,妙旨道深;删裁去冗,穷庄生之妙旨,合庄周之本义,是众家注解中之善本,所以流传下来,影响甚广.     

由竹书《恒先》看汉晋学术

依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篇首强调的“气是自生”的宇宙生成论,对王晓毅先生所整理的战国秦汉宇宙生成论的流变稍作调整。并依照所发现的郑玄注文中与“气是自生”相近的思想,讨论“无中生有”、“有自生”两种宇宙生成论对于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影响,分析何晏、王弼、向秀、裴危页、郭象等的有关思想,认为从学理上讲,何晏、裴危页、郭象等虽然使用了佛学词句,但是其思想却可能从中国传统中自己产生。文末还简要分析了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与玄学、《恒先》的关系。     

冯友兰英译《庄子》之义理源流——以《逍遥游》为例

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译本。也是第一部强调庄子哲学的译本。该译本的主要特点是在英译《庄子》原文后,译有相应的郭象注,并有译者自注。考察译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译本并没有区分庄子和郭象的哲学思想,没有着意分析庄子哲学与郭象的《庄子注》在哲学思想上的分歧,而是以郭象的注解为基础去理解庄子哲学的。英译本的多处表达更接近郭象义理。郭象注的先入为主,影响到冯友兰对庄周原作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字句取自庄周,而义理却承袭于郭象。     

《逍遥游》主旨论析

"小大之辩"是《庄子·逍遥游》一文的主要论题及要义之所在。文章反复申说"小大之辩",展示境界大小的不同,意在指引人们突破自身的局限,自致于远大,并从而获得身心的解放与自由。然而,自向秀、郭象和支道林以来,对于《逍遥游》主旨的认识便一直存在曲解和分歧。这些曲解,至今仍然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支道林与向秀、郭象的观点表面上相反,而实际上相通,都抹煞了"小大之辩",抹去小与大的界限,反映了晋代门阀世族混世媚俗的心理状态。     

从对逍遥义的阐释看支道林对向郭独化论的超越

逍遥义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对逍遥义的探讨风行不衰，向秀、郭象的独化义理尤为出众，而支道林，作为一名释者，引佛学入玄学，针对向郭理论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逍遥新义。他对向郭逍遥论的超越，和他的“即色是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论王夫之解《庄子》方法

王夫之认为《庄子》内七篇是庄子亲作,在他的庄学专著《庄子解》中,始终以内七篇的思想为研究视域和判断基准,注重保存庄子思想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在解《庄子》方法上,他善于总结庄子说理过程中的方法、规律,并化为己用,运用了"连属其意""自说自扫"和"格外相求"三种阐释原则具体展开论说,认为解《庄子》者应注意到《庄子》各篇内质精神之贯通,提出"庄老有别",庄子甚至可以自成一派,在一定程度上统摄百家.     

《庄子·大宗师》篇名辨正

《庄子》内篇之《大宗师》的篇名如何句读,又如何理解,历来众说纷纭。然而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对庄子思想的把握,故其意义十分重要。通过对《庄子》内篇篇名的考察,且基于张恒寿等前贤的研究成果,提出连续性选词、跳动性选词以及拟词等命名方式予以考察,认为“大宗师”之名出现的时间当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之间;并认为《庄子》文本编辑者很可能是受到《天道》篇中“大宗师”三字的启发,借此表达庄子以道为师之意。但这种自著立场的做法恰恰与庄子思想相悖。在“物化”面前,万物一气,此之化即彼之始,始卒一环,无始无终,何来大宗？物物为宗！郭象的“无心为师”以及船山的物物可师而无不可师,消解掉了编辑者的本义与意图,却正得庄意。     

向秀本体论玄学发微

向秀《庄子注》表达的玄理本体“有”与“无”的统一是前后贯通而明确的,“生自生”与“化自化”,对于客观世界的存在物表现为“不生不化”,而万物自生自化亦能够成为“生化之本”。向秀以外物为本体之崇有思想倾向,说明了对现实的认同与向名教的妥协。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达到名教与自然合一。向秀本体玄学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兼治儒道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逍遥游》郭注成疏比较研究

在《庄子》诠释史上,郭象和成玄英是两个重要人物,但对于郭象和成玄英注庄的异同,却少人比较。本文详细分析郭象和成玄英在《逍遥游》注上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逍遥观和自然观上的差异。     

《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为探讨《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通过深入解析相关文献,并联系道教实践,发现《庄子》“齐”与“忘”的思想对道教重玄学义理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庄子》“缘督以为经”、“守一”、“养神”、“吹啕呼吸”、“熊经鸟申”的养生思想构成道教炼养术的重要来源;同时《庄子》的神鬼思想也为道教所吸收,对道教神灵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庄子》思想是道教的理论源头,反映了道家与道教的深层关联。     

郭象"性分"观念探微

郭象是以其《庄子注》流芳于世的。魏晋时期 ,庄学大盛 ,谈者云起 ,注家星布。于诸家注释之中 ,郭象特会庄生之旨 ,不仅对《庄子》之篇目进行分并改隶 ,厘析编定 ,而且对其义理也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予以阐发 ,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性分”观念是郭象在注释《庄子》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重要思想主张 ,集中反映了郭象理论体系的某些本质特征。     

论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下)——兼与《中国思想通史商榷》

三、从哲学体系看两《庄》思想的对立性 我们先谈谈根据什么资料,从什么观点出发考察两《庄》思想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指出《思通》《比照表》查出的注文,仅限于《列子注·黄帝篇》,资料太少,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则扩大查索的范围,由东晋到唐初,从张湛经过陶弘景、刘孝标到陆德明、李善,共查出两《庄》注文一百五十条,为《思通》二十七条的五倍半。我们即以这些注文为根据,参考其他可信资料(如向秀《难养生论》、郭象《庄子序》《庄子注·后记》等),对比研究两《庄》思想。 有一些同志曾怀疑唐初陆德明、李善是否看到向注的问题。我们肯定他们是看到的。证据在于陆德明在《释文》里不仅多次提到向本,而且在《胠箧篇》“民不相往来”句下写道:“一本作不相与往来,检元嘉中郭注     

透析郭象《庄子注》中的矛盾论述——“有我”与“无我”的自相抵牾

为了消除人对于死亡的恐惧,郭象在《庄子注》中特别强调实体性的自我会持续存在,但是他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论述又等于在实质上否定了自我的存在。郭象之所以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庄子》中的许多概念特别是“物化”概念的误读。郭象对于“物化”的解释又是以他对《庄子》中的“万物以形相禅”之说和有关事例的理解为依据的。《庄子》中所谓的“以形相禅”已不同于原始的转生观念,郭象却把二者混为一谈。     

《庄子》解释史上的差异现象及其根源

《庄子》解释史上存在着很大的解释差异现象。本文选取魏郭象《庄子注》、唐成玄英《庄子疏》、宋林希逸《庄子口义》和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为代表，指出他们的解《庄》思想有分属玄学、道佛、理学和心学的不同。并且认为，视界融合，即多义的文本（过去的视界）同具有特定的先在认知结构的解释者（解释者的视界）之间思想的相对和互融，是形成解释差异的根源和本质所在。     

论《崇有论》在玄学中的地位

《崇有论》就其性质言 ,应属玄学。裴危页学兼儒道 ,擅长“清谈” ;“崇有”之论着重于“有无本末”的本体论和“自然名教”的政治论 ,完全符合玄学的基本特征。《崇有论》作为玄学的一个发展阶段 ,上承“贵无论”予以批判继承 ,指出了“贵无论”的理论缺陷 ,提出了“始生者自生”、“外资”和“理”的理论 ;又下启“独化论” ,使玄学理论趋于完善 ,如郭象的“独化”思想以及关于“不可相无”和“命”的理论都与《崇有论》有着理论上的联系。它是玄学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春秋》“微言大义”与《庄子》“寄言出意”辩示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通过诠释《春秋》《公羊传》而建立公羊学的思想体系,魏晋玄学家郭象通过注释《庄子》而创构一套新的道家思想体系。他们的解释皆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是“六经注我”的典范。董仲舒认为《春秋》有“微言大义”,郭象认为《庄子》“寄言出意”,这构成了基本的解释理论。微言大义、寄言出意是讨论言意之辨的问题;它们是经典中特殊的言意,而与常言常义相分。微言、寄言,即经典中嫌疑矛盾之言,真假、实虚、有无难辨;大义、出意,即孔子、庄子寄寓于经典中的丰富复杂的意义。微言与大义、寄言与出意存有重大的间距。在解释方法上,这有利于解释者突破经典言辞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孔子、庄子之意;在解释效果上,这有利于解释者消解经典言辞之义与其所阐释的孔子、庄子之意的冲突和矛盾,从而确证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曹植《髑髅说》及其生死观

曹植是中古诗坛的“建安之杰”，同时也是魏晋玄学史上讨论生死问题的先行者之一。相对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学术界对他在玄学思想史方面的建树关注较少。曹植思想整体上呈儒道互补之势，他对道家及庄子思想的接受有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庄子思想影响下，完成于太和后期的《髑髅说》在传承《庄子·至乐》及张衡《髑髅赋》思想的基础上，在义理思辨方面有所创新，启发了魏晋玄学家的生死观。曹植《髑髅说》完成于魏晋玄学形成的大背景中，可以看作玄学产生的序曲。     

文学中的“逍遥游”境界──评《庄子与中国文学》

目前庄子及其《庄子》似乎成为热门话题。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主意：～是泛庄，将庄子思想扩大泛化，将其抬到与传统文化思想划等号的地步，二是泥在，即一味地强调忠实于庄子思想的原义、本义，将研究局限在《庄子》的文辞段意中。近读来效永著《庄子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版）觉得是一本读庄论庄用在的好书。它既避开主观武断的泛庄之嫌，又除却狭隘客观论的泥在之苦。使读者既不会感到玄乎空泛，也不会有追古复旧的陈腐之感。该书紧紧围绕《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来展开。作者认为，“逍遥游”不仅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