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魏碑刻题记(选刊)

自解放以来,发现了大批祖国出土的文物,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上增加了光彩。可是自鸦片战争以后,到解放的前夕,也出现了不少碑刻和文物,不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劫掠捆载而去,就是为地主、军阀和奸商私自发掘和盗卖,甚至把出土的地点和遗址破坏无余,使之无迹可寻,说起来令人发指和痛恨。我于科研工作之暇,也搜辑了些汉魏以来碑刻砖瓦的拓本,粗为分类,编成目录,或可以补解放以前出土碑刻上文献之不足。为了整理这些拓片,也读了些古代历史的书籍与之互相参证,偶有一得之愚,写为题记,作为古为今用之资,借供爱好文物读者的参考,并希加以指正。     

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辨识

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认真辨识文献中的同形字,沟通字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同形字的方法,对于识读和整理古籍,编纂汉语文字典词书,以及研究汉字发展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辨识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10个同形字。     

汉魏六朝碑刻中古文字的遗存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传承,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文字,属于连续性文字类型。隶变使许多古文字发生笔法变异,笔势改变,直观上表现出文字外形不同,但是其文字结构类型、结构要素、构件组合方式、构字意图等则是一致的,研究古文字的遗存可以揭示汉字的继承和发展,为汉字史研究提供证据,可以为考证古文字、研究异体字提供参考。     

论汉魏易学之嬗变

三国至南北朝 ,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再次遭到破坏 ,社会处在急剧变革、动荡之中 ,群雄并起 ,三国争霸 ,南北对峙 ,战争频繁。这种封建社会的长期不稳定性 ,折射到意识形态领域 ,表现为思想异常活跃 ,儒家独尊的地位从根本上动摇 ,被压抑数百年的老庄之学开始复兴 ,并与儒家思想巧妙结合 ,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玄学思潮。玄学家们摆脱了传统经学思维模式的束缚 ,以清新明快的语言和高度抽象的思维 ,建立了适应新封建秩序的思想体系。一、汉魏易学嬗变的原因与整个思想发展同步 ,此时期易学也呈现了新的趋势。经过两汉易学家苦心经营而…     

汉魏时期商品经济衰退原因之探析

我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在西汉前期达到空前繁荣和高度发展的局面。① 然而 ,紧承这个商品经济发展高峰之后 ,是东汉末直至南北朝时期持续四百多年的商品经济的衰落倒退。对于这一时期商品经济衰退的原因 ,学者们多从抑商政策角度去分析。在此 ,笔者从其它角度来谈点浅见。一、田庄     

汉魏时代之敦煌<摘译>

三、敦煌郡的独立与发展根据《汉书》卷六武帝本纪所载: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武威郡设于元狩二年,张掖、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但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所载: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最早是扬雄对赋体创作加以反省而提出的概念。他写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①李轨认为辞人之赋:“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在扬雄看来,从楚国景差、唐勒、宋玉,到西汉枚乘、贾谊、司马相如,都是走的“辞人之赋”之路,其中司马相如就是“辞人之赋”的代表。     

齐云山摩崖石刻与碑刻

“新安多佳山，而齐云岩与黄山为最”(明《齐云山志》)，“黄大而怪，白横而庄；黄敛而奥，白敞而灵，各擅其胜”(清魏源语)。乾隆帝喜游江南，览齐云秀色后，御题“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有人说乾隆是未到黄山，否则他就不会认为齐云山是“江南第一名山”了。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推论没有道理，但也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嫌，所谓“第一”是看从哪些方面来认定，比如道教文化、摩崖石刻碑记、齐云山特有地貌与物产等，无疑是黄山所不具备的。以乾隆一生好吟诗题词的习性，他即使游了黄山，     

新书入藏与利用之统计分析

为了解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是否适应学校学科的发展和读者的实际需要,必须对馆藏资源进行适当评价,这样才能真正发现资源建设和学科发展及读者之间的差距.图书馆评价的对象和评价的方法很多,该文研究的对象是浙江树人大学图书馆的纸质资源,研究数据取自浙江树人大学图书馆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书目数据为近五年新入藏的图书量和图书的利...     

文质之争与汉魏社会转型

“文质”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中一对比较特殊的范畴,多被后世的思想家用来描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据之来批判社会的弊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中,不少人就利用这一理论来批判现实,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他们将“礼情”、“奢俭”、“繁简”、“名实”、“淳朴”与“浇薄”等一系列问题都归为“文”与“质”的范畴,并提出了“以质救文”的口号.“文质”理论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汉魏六朝子书词语考释之价值摭论

子书词汇丰富,且大多口语化较强,较能反映词汇的实际发展.汉魏六朝处于汉语词汇史中承上启下的特殊历时时期,上承先秦,下启唐宋,汉魏六朝词汇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理论方面,对于改变目前较多注重一般注释而忽略详尽考释的词语释义现状、对于子书词语的综合研究、对于经史集部的研究、对于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史的构建等都具有较大价值;实践方面,对于古籍整理阅读、对于辞书的编纂等具有积极意义.     

汉魏之际的审美转向及其影响之管窥

乐由于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而在上古至汉魏之前的艺术审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应其他审美客体也受到社会功用的羁绊.汉魏之际艺术审美发生了转变,审美视角呈现多元,个体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视角受到了关注,审美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得到了充分重视.魏晋名士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文学与音乐关系的理论探讨、声乐享受的泛滥都受到了这一时期审美转变的影响.     

汉魏名士的人格萎缩和通脱之风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概括汉末魏初的文章特色,其中又认为,清峻和通脱是曹操专权后提倡的社会风习,文中说:“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鲁迅指出这一点,也是很有见地的.但汉末出现的通脱之风也还有其更根本的社会原因,并不纯由曹操提倡而兴,更非为了矫正清流之异行而起,它有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其形成的原因,与汉魏名士人格的萎缩当至有关系.通脱,照鲁迅的解释,就是随便的意思,表现在文章和言行中,便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受什么既定条文和思维模式的约束.傅玄曾上书晋武帝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     

简论汉魏的郑学与王学

郑学,是东汉末年郑玄所创立的经学学派。郑玄(约108—201)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世称“后郑”,以便同郑兴、郑众父子的经学思想相区别。郑玄早年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春秋》,又向东郡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左传》、《周官》等古文经,最后又西入关中,向马融学古文经 东汉桓帝至灵帝年间,发生了党锢事件,郑玄也受到牵连,但他的学术活动并未停止,教授弟子达数百人。党锢禁解以后,     

冬令养藏之道

肾脏是人体阴精阳气之本,冬令阳气潜藏于内,阴精固守充盈,是“养精蓄锐”的大好时机,为来年的生机蕴育精力。冬季的养生之道又称养藏之道。 多晒太阳。寒冬的阳光对身体健康特别重要。寒冷容易损耗人的阳气,而阳光则给人以温暖,使人阳气畅达、气血流通、周身和畅。特别是1周岁以内的婴儿,如果在整个冬季很少晒太     

“心物”: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之纲

“心物”,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所表述的主观意识(心)与客观物体(物)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心理学的根本问题,所包含的“心性之学”、“性命之理”具有鲜明的心理学思想特色。汉魏六朝文论家用“心物”来描述文艺的起源、本质以及创作与鉴赏过程中主客体之关系等问题时,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着眼,因之,“心物”也就成为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的纲领性范畴。     

白云山碑刻与壁画的文化价值

陕北佳县白云山现存碑刻150余通,壁画1300余幅,是白云山文化的具体物化表现。它们记载了历史,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从政治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充分发挥了宗教文化的功能,对于丰富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文化内涵表现在:它们是儒、释、道三教相结合的产物,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白云山碑刻与壁画,内容丰富,技术精湛,具有极高的历史资料和艺术欣赏价值。探究白云山碑刻与壁画的文化价值,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道教文化、地域文化、书法艺术、绘画艺术,开发白云山旅游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政类碑刻与唐代的地方治理

唐代的德政类碑刻制造、固定、改写、传播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具有“神化”地方长官的功能,甚至成为祠庙的替代品,这是唐代的变化,与唐人崇尚德政立碑的观念有关。石碑本身也被赋予了“神力”,亵渎石碑会遭受惩戒,这种异闻与禁忌反映了百姓怀念良吏的情感延续。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德政类碑刻及其所记载的传奇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长官用以疏解民意、稳定民心、树立权威,王朝国家借此参与地方治理、宣示权力更迭,民间社会借以参与政绩评价、表达政治诉求、满足心灵慰藉。石碑的刻立与传奇故事的制造,鲜活展现了王朝国家、地方官吏、民间社会之间的多级政治互动,相关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古代碑刻的功能增添新视角,也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立体化考察。     

汉魏之际的人物评论与士风变迁

东汉末年人物评论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政治局势的现实压力、乡举里选的传统影响、名士系统的卓然自立等.人物评论的权力掌握于在野的名士之手,其籍贯大多属于文化核心区.人物评论的内容主要围绕才和性而进行,但地域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同乡关系更是重中之重.评论活动由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评论轴心构成重层结构.汉魏革命,名士系统的人物评论被官方赋予的中正官所代替,凝结性的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士人风尚随评论风气的涨落发生转变:汉末刚大方正的儒风,以道家风貌为过渡,转型为魏晋时期的浮华之风.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