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 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打破了传统传媒研究的意义透明观， 认为大众传媒是在一种特定的符码系统中运作，受众可能会采取主导、妥协甚至对抗的三种解码立场，强调通过积极解码参与对霸权意识形态编码的斗争。该理论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充分阐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从特定的符码系统中产生，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解码和编码行为。而且，较之信息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和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编码/解码”理论在翻译研究中有着自身的理论优势。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论大学学术教育的“质量”观

“质量”概念是科学至上主义话语霸权的产物。大学的社会责任要求它树立学术教育的理念并实施学术教育的方针而不是职业教育的方针；衡量学术教育的标准不是“质量”，而是在人和科学方面的理智水平。     

“隐变量理论”是特设性假说吗——兼论“可检验性”标准

从EPR佯谬理论的提出到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隐变量理论”实现了从形而上学之争到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的转变。“隐变量理论”的历史嬗变表明,假说的“可检验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把“可检验性”当成一个纯粹的分析性概念是有问题的,“可检验性”也是一个兼具分析性和综合性的范畴。为了使“可检验性”标准能够更好地解释真实的科学历史,需要摆脱传统的分析性理解,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重新理解“可检验性”。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发展普遍规律

“五形态”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文本根据。弄懂马克思的大小社会形态范畴,是正确理解其社会形态理论的关键。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是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而是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在这一普遍规律下不同地区和国家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般的世界历史,而是大工业产生以后的“世界性的历史”。     

福山的后历史世界理论评析

福山通过对世界历史问题的分析,提出目前世界历史已走到尽头,自由民主已经战胜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取得完全的胜利;后历史世界将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最终样板,它是一种“普遍均质”的社会状态。由于福山的“后历史世界理论”不是预示着一种还未到来的新社会,而是为已经存在、并矛盾重重的社会状态作理论上的辩护,因而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离线”:基于阿诗玛文化传媒化的传媒人类学本土化概念

在民族文化传媒化的研究中,民族文化产业化、文本化、数字化等“客位视角”的研究取向,遮蔽了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视角”。以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民族文化传媒化,在阿诗玛文化的传媒化观察中,相对于“在场”“嵌入”,提出“离线”的本土化理论概念。“离线”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断开网络、下线等状态,而是多民族文化经由传媒或类似传媒的其他方式,主动或被动离开其生长的乡土,以另外一种样态被重新组织、改编、呈现的过程。通过对阿诗玛文化传媒化四种类型的解析,即原生口语的传承、与毕摩文化交叠的书写传承、民间文学《阿诗玛》整编中的印刷传承和阿诗玛文化网络化的电子传承,探讨人类媒介变迁、并行共存的时代下存在着多民族文化“纯泛互渗”的交融状态。民族文化在空间维度的不断扩散、时间维度的“非线性”过程和受众维度的不断“陌生化”,是“离线”的文化内涵。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做出过突出贡献。通过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两个描绘资本主义不同时期图景的独特概念引入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讨论,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但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其理论本身也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     

“趋同”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

“趋同”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历了长期曲折的嬗变过程。系统地考察“趋同”理论的历史演变,是揭示“趋同”理论的思想实质,肃清其影响的前提。一、“趋同”理论的起始阶段(20世纪20年代—50年代)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