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现状分析与制度保障

实现农民收入倍增是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采用统计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主要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收入来源、收入差距等方面对我国农民收入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规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呈现出稳健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2.65%;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纯收入占据主体地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纯收入与转移性纯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东、东北、中、西部四大地区农民收入虽逐年增加,但区域收入差距显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其增长速度成正比。在此基础上,从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转移性纯收入四个方面提出了实现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的制度保障措施。     

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动态演进及趋势

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和马尔可夫链方法,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布的动态演进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布都呈现明显的"双峰"状,一直处于两极分化状态。从其分项收入来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由"双峰"演变为"单峰"状,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消失,收入差距缩小。从马尔可夫链的稳态分布来看,各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仍然保持较大差异,短期内难以实现均衡发展。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来源分析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可分为 :劳动者报酬、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主要来自劳动者报酬和家庭经营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重点从这两方面入手 ,采取具体措施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动态分析--以湖南为例

农民的收入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农民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和财产收入三部分组成,其中主要贡献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它们的变化趋势直接影响到农民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化总趋势是上升的,但上升速度较慢,主要原因有两个。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的收入问题的确具有一定代表性,决策部门理应予以重视。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动态分析——以湖南为例

农民的收入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农民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和财产收入三部分组成，其中主要贡献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它们的变化趋势直接影响到农民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化总趋势是上升的，但上升速度较慢，主要原因有两个。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的收入问题的确具有一定代表性，决策部门理应予以重视。     

中国农民收入来源的模型分析与研究

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受影响两个因素,阐述了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紧迫性,以及国家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等问题。     

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579元,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一、贫困人口纯收入的三分之二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贫困人口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收入为396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68.4%, 所占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8个百分点。89.4%的贫困农户是农业户或农业兼业户。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为115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19.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二、贫困人口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低。2004年贫困人口人均现金纯收入257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4.4%, 比上年下降7.6个百分点。贫困人口收入的货币化程度比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低34.5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是收入不足制约了其消费水平,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较显著,其中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最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的对策建议。     

基于收入构成的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及其演变

为了探索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本文选取1995-2009年的省级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从收入来源角度探究农村地区差距的构成及变动,找出最主要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是构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家庭经营收入始终起着差距促减作用。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归因于结构效应。     

基于样本分层的吉林省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差异研究——以长春市和四平市为例

2003-2007年,我省60%的城镇居民工资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岗职工平均收入只达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一半,按统计样本各占20%分组的五个收入组年度平均收入差距较大,而按实际工资收入抽样样本各占10%分组的十个组别贫富差距加大,从而导致在食品等八个消费项目的消费水平高低差距拉大。     

农村居民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苏北地区X镇的调查

农村居民的就医行为是在金钱、时间、质量这三个变量的不同组合中寻求一种保证其恢复健康的恰当策略。影响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医疗保障形式和医疗服务体系。为了使农村居民获得价廉、便捷、质优的医疗服务,必须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健全农村医疗服务网络;缩小医疗成本,减低医疗费用,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村医护人员的素质,改进医疗服务质量。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在作为农业大国的情况下不仅发展相对落后,其支农的力度、结构都存在不足,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1978-2011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外生于中国经济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却没有很好地促进农民增收.财政支农在力度和结构上都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导致无法发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同时,农村储蓄和农业信贷由于“金融抑制”、“金融门槛”等不合理农村金融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无法从根本上发挥其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配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的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来源和构成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走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选择从居民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对该关联的一个尝试性研究.GE指数及要素分解法在国外文献中常用于研究收入差距,尤其适合于城乡差距的研究.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计算浙江省各个区域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化趋势,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分析各项收入来源对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贡献,通过研究可以找出各项收入来源的贡献和变化情况.     

财政对农村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多维测度与综合评估

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收入五等份纯收入等相关统计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财政再分配效应进行多维测度。结果表明我国财政再分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总体差距调节效应弱化,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存在负效应;财政对各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再分配效应,呈现阶段性波动但趋势向好之特征;根据测度结论,结合我国财政运行实际,提出诸如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等对策与建议。     

中国居民竞争力与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针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及其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当下学者主要围绕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变动、收入差距扩大决定因素和相应对策进行研究,但对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居民相互竞争及竞争力的收入分配功能和竞争力与居民收入分配、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涉及。鉴于中国居民市场竞争与分配的联系日趋紧密,加强该领域研究十分必要。     

基于密度函数核估计的中国省域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动态分析

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变量。基于我国31个省份1985年至201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估算我国省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指标,并采用非参数分析中密度分布函数的核估计方法,剖析了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的省域分布特征及其动态变动趋势。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大,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省域之间的影响力度和差距逐步拉大。在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尽快完善各种经济制度改革的底层设计,以提升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居民消费。     

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名高实低”现象研究

现行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没有包括城镇居民的非货币转移性收入，因而被严重低估。本文利用经合理调整之后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证明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和城镇居民相比仅仅是名义上偏低的，而实际上是偏高的，原因包括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过大，农户比城镇居民消费攀比心理更强，农户预防性储蓄倾向较低等。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通过提高农户收入，减轻农户负担，推进农村各项配套改革措施来开拓农村市场。     

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引入城镇化和城乡“二元”变量,拓展了能源消费分解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LMDI),将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分解为城镇人口规模、乡村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乡村居民收入水平、能源强度、能源供给率、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结构、乡村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9大效应,发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贡献最大,而乡村人口规模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减少贡献最大。通过对中国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城镇化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后,从提高燃气管网覆盖率、加大对节能家电购买的补贴力度、制定和完善居民区建筑节能标准等方面给出减缓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增加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