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

本文就我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战略进行了思考 ,认为 :1 从总体和长远来看 ,我国西部对外开放应立足于亚欧大陆 ;2 从区域分工上看 ,西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应主要面向中亚和独联体 ,并向西亚和欧洲拓展 ,西南地区应主要面向南亚、东南亚 ,并向非洲拓展 ;3 参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国际开发与合作对我国西部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4 目前 ,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中亟需转变思想观念 :其一 ,摒弃内陆封闭型思想 ,树立开放前沿意识 ;其二 ,用长远利益观取代短期利益观 ,用战略性规划统率对外开放行为     

邓小平对提出对外开放理论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的思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必然性;从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反思出"不开放不行",使对外开放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通过对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做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科学论断;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得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正确判断。同时,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组织和领导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活动中,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东方的奇迹。     

儒家后嗣观念对历史意识、宗教意识的影响

后嗣观念是人类文化观念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嗣观念的强烈程度与历史意识成正比,与宗教意识成反比.中国儒家后嗣观念重视父系嫡亲男性后嗣的单线传承,这在中国历史上居主流地位,且与中国人分外突出的历史意识相互强化;而中国儒家这种特殊的后嗣观念对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使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对淡薄.     

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他坚持顺应历史潮流,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积极倡导对外开放。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本文的意向,拟在于探讨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对外开放从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转变。对外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时也加大了对外开放的风险。面对经济全球化 ,我们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更新观念 ,防范风险 ,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全球观念下的文化视野——论王韬的文言小说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一部分中国人逐渐形成完整的全球文化观念.王韬全球文化观念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他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和游历西方国家的经历.在这一观念指导下,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呈现出全新的文化视野,主要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文化的启示;中西文化观照中的民族自豪感、平等意识与爱国思想;中国人希望认识世界畅游全球的迫切愿望和异域见闻录;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国女性形象等几个方面.     

孙中山国民意识研究

坚船利炮打破了(家国)天下传统,伴随着民权革命的轰隆雷声,子民观念逐渐被国民意识所取代。孙中山对皇帝思想终生批判,然而对于国民意识的内容却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辛亥革命之前,他对中国国民作为共和国民抱有乐观,革命遭受挫折后再次思考国民意识。他的国民意识以近代西方概念符号为外表,然而其内容却来自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并且在行易知难学说中,认为新国民意识的制度性训练只有通过革命党训政才能实现。孙中山的国民意识观念反映出其话语符号与实质规定的内在紧张,这种内在紧张或许是近现代思想家的本土性话语的显示。     

论农民法治意识的培育

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增强农民的法治意识,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农民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有:维权意识不强;对法律的遥远感和不认同感;封建思想严重;违法犯罪相对突出以及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等方面。农民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是:使广大农民群众树立良法的统治观念;法律的最高权威观念;勇于维权的观念。法治意识的培育途径主要是法制宣传和教育,应从宣传和教育的对象、内容、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     

论毛泽东的大众意识

毛泽东的伟大业绩应当归功于他的大众意识。因为,毛泽东的一生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心中时刻想着群众,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苦难的生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利益,开天辟地成为国家的主人。探讨和研究毛泽东的大众意识,对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正确理解党的群众路线,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平民意识、重农意识及群体意识构成了毛泽东大众意识的基本框架。     

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形上学为中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方东美致力于阐发古代哲学形上学思想,揭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命观念、机体观念、价值观念。他始终突出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范导作用。通过凝练儒家形上学的两大特色、三大原则和四大要义,以及重建生命的形上学,他为中国哲学之转型寻获了理想路径。他虽非"新儒家",却是"新儒学"的推动者,其研究对重新审视儒学的问题意识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