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之比较

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纪日本处于重要转折期时与世界上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重要的结盟。两次结盟的背景、命运不同,但是结盟的确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而在不同国际体系下的两次结盟外交,实质上是英、美、日结盟国在各自国际体系下的对外战略和战略运用。     

新世纪之初日美同盟的加强与日本的防卫战略动向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新世纪之初美日两国领导人都调整对外战略 ,使日美同盟在 2 0世纪 90年代重构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对日本战后防卫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快了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限制、完善战时法制、重新确立防卫模式等重大军事战略的转变     

日本文化与当代日本外交--兼析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因素

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 ,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 ,以至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他们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本文对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浅显的尝试性的分析 ,集中阐述了美军占领时期日本的“无常”表现、提升“自主”权益中的日本富国意识因素、维持日美“基轴”关系与对美“说不”及其文化动因等     

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战略

2012年12月26日再次组阁后的安倍晋三积极推行"战略性外交",并为其外交设定了三重战略目标,即"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的日本"、确立日本的领导地位。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绑架美国、稳住俄罗斯、对抗中国、拉拢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布局,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安倍的外交突进影响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并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     

论日美同盟的转变:从“冷战后”到“9·11后”

“9.11”事件以来,日美同盟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冷战后”向“9.11后”转变。本文在概述日美同盟阶段性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9.11后”日美同盟的基本特征,并从中日美三边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日美同盟转变的原因及其影响,提出了我国的应对之策。     

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强化原因及影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全球霸权.适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一是由双向遏制中日向集中遏制中国转化;二是巩固军事同盟实现军事一体化;三是合作领域拓宽实现美日同盟全球化;四是由双边安全合作向多边安全合作转化.美日同盟的强化源于各自所需和相互利用：一方面美国借美日同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美国增强地区影响力.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崛起形成严重挑战、使中日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延缓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日本对台政策策略研究——以“吉田书简”为中心

吉田茂作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对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体制的确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旧金山媾和会议时,吉田茂以＂吉田书简＂的形式选择了＂台湾政权＂作为媾和主体,这确立了战后初期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而在此后签订的《日台条约》进一步确立了日本对台的政策体系。日本对＂台湾政权＂的媾和被认为是吉田茂推行等距离外交的一种策略,实行的是一种限定承认与有限媾和,是推行＂一中一台＂的外交策略,同时也为同大陆改善关系留出了余地。     

日本的“印太战略”:形成、动因及收益分析

日本是最早提出“印太”概念并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国家。近年来,日本从多个领域不断推动“印太战略”朝着更加机制化与成熟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出台“印太战略”的动机主要由风险规避与利益驱动两大因素决定,其所获成效可以划分为正向收益、负向收益以及不确定收益。正向收益为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及盟友的支持、深化经济合作并构建合作机制、获得参与印太事务的契机。负向收益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难以把控战略自主性。不确定收益包括同盟关系的不稳定性、印太国家意愿、美日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受众多因素影响,日本“印太战略”难以完全达成预期收益。梳理日本的“印太战略”,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政策选择的机理及实施成效,从而为中国提供决策参考。     

“巧实力”战略与奥巴马外交分析

与布什外交战略相比,奥巴马“巧实力”战略更加注重“软实力”在外交过程中的应用,强调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力量打开外交新局面。但其所谓的“巧实力”并非是外交战线的退缩,而是从现实出发的双重选择,随着美国外交局面的好转,其“巧实力”中“硬”的一面将会逐渐突显。因此,奥巴马“巧实力”战略是对传统美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重振美国的新标签。     

浅议日本文学作品的“悲哀”之美

“悲哀”之美是日本文学作品的特色和神髓。     

国家“桥头堡”战略与次国家政府外交定位

中国“桥头堡”陆路开放战略思维已经逐渐清晰。虽然内陆开放与沿海开放构成中国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整体地域布局，但与沿海开放相比，“桥头堡”陆路开放战略整体实施的时代背景与问题领域有着较大的不同。“桥头堡”战略给内陆开放前沿省份的次国家政府外交事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由于时代和问题领域的不同，内陆开放前沿省份的次国家政府外交事务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沿海省份相比，应当具有更多的国家战略意识、能动性和持久战略规划，充实国家在“桥头堡”战略实施中的外交资源。     

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太战略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力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在贸易战上,日本一面与美国周旋,一面加速与其他贸易伙伴的一体化进程,表现出相当大的自主性。在科技战上,尽管日本政府与美国步调一致,但日本国内围绕安全优先还是经济优先的问题存在争论。日本特别担心中美脱钩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和全球供应链断裂,危及日本经济增长的根本。在印太战略上,日本表面上与美国保持协调,实际上却试图与美国的政策划清界限,不愿意过分突出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希望日本的印太构想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日本与美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零和竞争。尽管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存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分歧,但日本既不可能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脱钩,也不愿意陷入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因而采取了竞争与合作并重的对华政策。日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成为常态,如果中美竞争愈演愈烈,日本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日本“有事法制”制定的战略背景及其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日本的安全战略基本上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但冷战结束后 ,日本的安全战略开始转变 ,通过加强与美的同盟关系 ,企图走上“大国角色”的道路。日本的战略意图恰好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相一致 ,在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谋求霸权利益的背景下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目标可分为“保护日本领土、确保日本周边地区的稳定、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等三个层次。但日本的最终目标指向是“在国际社会或者起码在东亚地区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大国”。然而 ,由于宪法的根本限制 ,日本企图通过有关法律的制定 ,突破宪法的制约 ,扩大它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 ,并最终扩大在海外的军事影响。     

美国“转型外交”的战略指向与实质

从2006年起，美国实行“转型外交”。这种外交层管有很具体的内容和做法，但其战略目标却是构建美国全球霸权体系，战略价值是向全球推广“美式民主”，地缘战略由欧洲转向了亚非拉。美国这种外交转型影响重大，对之应有充分的、深刻的认识，并积极应对，为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谐世界而奋斗。     

美国建国初期的孤立主义困境——以美法关系从“同盟”到“准战争”为例

在独立战争初期,美国由于力量弱小选择了与法国结盟共同对抗英国.在独立后,美国极力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希望在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前期下,与欧洲保持纯洁的商业关系.但是这种想法却与欧洲奉行的现实主义政治理念格格不入,因而产生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     

日本“有事法制”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有事法制”研究在日本由来已久 ,但直到 2 0 0 2年 4月日本内阁会议才通过“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 ,并于 2 0 0 3年在国会获得通过。“有事法制”相当于战争法制 ,日本何以绕过“和平宪法”通过“有事法制” ,又为何在开始研究之后这么久才得以通过呢 ,这虽然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有关 ,但既是日本盟国又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亚太的安全战略调整对日本“有事法制”的出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多事之年中国的“文化-公共”外交战略探析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伴随世界权势格局尤其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逐渐步入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多事之年",为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多重压力,中国需要将已有的"文化-公共"外交进行战略化考量,以消除国外民众和舆论对中国的误解以及预防性形象构建为战略目标,并通过不同战略手段的运用,探寻中国的"文化-公共"外交战略,实现进一步持续性崛起。     

“双重”战略:建设“两美”绍兴的路径选择

建设"两美"绍兴是绍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推进"两美"绍兴建设,需要深入实施"重构产业与重建水城"的"双重"战略,努力实现人、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

三国干涉与"黄祸论"曾一度加重了日本的人种意识忧虑。当日俄战争临近,面对再度喧嚣的"黄祸论",为避免引起列强的猜疑与干涉,日本极力在舆论和外交上消除"黄祸"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像对俄军事活动中利用人种意识为其服务那样,继续通过宣扬"同种联合"论调对中国进行接近与渗透,无疑有利于其扩大和独霸在东亚的利益。日本这种针对东西方时呈现出的两面性人种意识,在随后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多次体现,成为其战败前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