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这种困境既源于日本战败与朝鲜战争后中美对立的亚太国际政治格局,也归结于日本的战略选择.大平内阁处于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大平正芳从前任福田纠夫推行的“全方位外交”后退,转向强调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日美协调.同时,他还主张在日美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对中国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其对外战略解决了亚洲外交与对美外交的困境,影响着198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日本“有事法制”制定的战略背景及其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日本的安全战略基本上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但冷战结束后 ,日本的安全战略开始转变 ,通过加强与美的同盟关系 ,企图走上“大国角色”的道路。日本的战略意图恰好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相一致 ,在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谋求霸权利益的背景下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目标可分为“保护日本领土、确保日本周边地区的稳定、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等三个层次。但日本的最终目标指向是“在国际社会或者起码在东亚地区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大国”。然而 ,由于宪法的根本限制 ,日本企图通过有关法律的制定 ,突破宪法的制约 ,扩大它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 ,并最终扩大在海外的军事影响。     

后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型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迅猛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主权国家开展外交活动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经济手段为其国家战略服务,经济外交已成为国家交往的重要方式。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经济外交"概念写入政府正式外交文件中的国家,其经济外交的实践对日本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的经济低迷使日本经济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日本,将经受一场近代以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战略转型的严峻考验。     

"亲美入亚”与冷战后的日本亚太战略选择

日本传统的亚洲观始终处于"脱亚”或"归亚”双重的困惑之中.随着冷战的终结,它开始向现实的"亲美入亚”战略转换.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论是日美安全保障重新定义的依据;自由的制度论是建立日美经济同盟,实现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亚洲外交中心构图体现了日本充当亚洲盟主的企图."亲美入亚”战略转换,来自日本国内的支持力是保守、革新两党价值目标的趋同.经济主义是这一趋同形成的原因.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之比较

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纪日本处于重要转折期时与世界上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重要的结盟。两次结盟的背景、命运不同,但是结盟的确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而在不同国际体系下的两次结盟外交,实质上是英、美、日结盟国在各自国际体系下的对外战略和战略运用。     

日本政府处理“冲绳问题”的战略构想与对美交涉

"冲绳问题"在战后日美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后初期美国在冲绳实施军政统治,日本政府无力收回,遂将冲绳作为与美国进行媾和谈判的筹码,以牺牲冲绳的方式达到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目的,同时又竭力通过外交交涉的途径将冲绳的主权保留给日本,为日后从美国手中收回冲绳埋下了伏笔。     

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战略

2012年12月26日再次组阁后的安倍晋三积极推行"战略性外交",并为其外交设定了三重战略目标,即"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的日本"、确立日本的领导地位。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绑架美国、稳住俄罗斯、对抗中国、拉拢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布局,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安倍的外交突进影响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并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     

中曾根康弘的“国际国家构想”及其中国观

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提出了"国际国家构想"和"战后政治总决算",集中体现了日本力图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志向,并力图通过对美战略依赖、对华战略协调和对苏战略对抗"三位一体"的大国外交方式得以实现。中曾根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注重发展和深化对华友好关系,其中国观呈现出既有国际战略家的素养,又展现出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构造的复杂性。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前瞻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本质上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但它的指向更加明确,意在牵制中国,拓展美国的同盟体系,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美日澳印四方非正式联盟。"印太战略"突出印度的重要性,加强美印防务合作。但是,美、日、澳三国同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美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政府高官更换频繁等,这些因素都会制约"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     

日本国家战略与中日能源竞争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目前在能源领域,两国出现了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日本的国家战略决定的。在日本看来,中日能源合作给中国带来的相对获益较大,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现。与此同时,中日能源合作将会对目前的日美同盟造成一定影响,不符合日本外交中“日美基轴”这一原则。     

一战后国际新秩序重建时期日本外交的战略转向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以日英同盟为藉口对德宣战,以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根据地为最低目标,实现在华优势地位为最高目标。战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大力推行理想主义外交,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不久,美英卷土重来,重返亚洲,逐渐加大了对日遏制,发起了召开海军军缩会议的倡议。因与美英实力悬殊巨大,日本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试图把华盛顿会议作为外交战略转向的试金石,但遭遇滑铁卢。其后,日本外交开始由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开始与国协调,华盛顿会议成了“币原外交”的出发点。     

后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型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迅猛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主权国家开展外交活动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经济手段为其国家战略服务，经济外交已成为国家交往的重要方式。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经济外交”概念写入政府正式外交文件中的国家，其经济外交的实践对日本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的经济低迷使日本经济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日本，将经受一场近代以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战略转型的严峻考验。     

奥巴马“巧实力”外交战略评析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与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划清界线,推出"巧实力"外交战略,调整反恐战略,修复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修补、重塑美欧关系,重树美国的道德形象及全球领导力,加强与"敌对"及"异见"国家的接触与对话。但"巧实力"外交战略仅仅是美外交策略、手段的调整,其最终目标仍是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新世纪之初日美同盟的加强与日本的防卫战略动向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新世纪之初美日两国领导人都调整对外战略 ,使日美同盟在 2 0世纪 90年代重构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对日本战后防卫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快了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限制、完善战时法制、重新确立防卫模式等重大军事战略的转变     

新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特点与趋向分析

新世纪开始后 ,为了加速“普通国家化”进程 ,日本外交在理念和对策选择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上 ,日本都把体现国家利益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客观分析这些新趋向 ,在确立对日外交方针上是必要的。     

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美日多维度防卫合作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日本提出建设“多维度综合防卫力”,通过主动调整国内防卫政策，消除同盟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周边环境的所谓“安全”,这是在美日同盟结构限制下的被动战略选择。日本自主调整防卫政策推动了美日防卫合作向着多维度方向发展。被重新建构的美日同盟规范，又会限制日本的战略选择。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决定了它的选择方向，而选择又进一步加深了依赖并持续循环，使日本陷于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尽管日本一直有着“被牵连的担忧”,但受到同盟规范的束缚，日本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被卷入盟国与他国冲突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近期日本在“四国机制”、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已经表明，身陷同盟困境的日本很难超越“被抛弃的恐惧”,最终会越来越倾向于追随盟国介入军事行动。     

战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演变解析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战后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奠基石．随着日美关系的不断演变，日美安保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美安保体制再一次经历严峻的考验．1996gu月，日美两国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成为冷战后时期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本文试图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一简单梳理，并加以评析．一鉴于二战的历史教训，1945年8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明确声称：美国的政策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使日本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永远不能成为自己在…     

日本的“印太战略”:形成、动因及收益分析

日本是最早提出“印太”概念并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国家。近年来,日本从多个领域不断推动“印太战略”朝着更加机制化与成熟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出台“印太战略”的动机主要由风险规避与利益驱动两大因素决定,其所获成效可以划分为正向收益、负向收益以及不确定收益。正向收益为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及盟友的支持、深化经济合作并构建合作机制、获得参与印太事务的契机。负向收益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难以把控战略自主性。不确定收益包括同盟关系的不稳定性、印太国家意愿、美日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受众多因素影响,日本“印太战略”难以完全达成预期收益。梳理日本的“印太战略”,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政策选择的机理及实施成效,从而为中国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