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侦查讯问的功能看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 ,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 ,但是 ,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便利。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 ,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基于语言学的侦查讯问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我国侦查讯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作为侦查讯问直接工具,存在着过度强制性、侦讯之间交流沟通地位异化、问话语言偏向、有罪预设等弊病。侦查人员应当奉行会话沟通的讯问理念,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主体地位,平衡侦讯双方话语权,促进侦查讯问中的会话合作,贯彻"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以提升侦查讯问的效能。     

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探析

如何更好地保障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积极转变侦查观念，提高侦查讯问人员素质。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沉默权、知情权、申请辩护律师在场权等一系列权利，完善侦查讯问的相应制度。     

论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但是,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便利。虽然人们已经从过去司法实践中认识到了刑讯逼供、诱供的不科学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但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翻新手法而后被禁止的刑讯逼供、诱供模式,仍不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出现并影响着正常的讯问活动。要彻底根除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不科学的讯问方法,除了法律上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更科学的制度来满足讯问实践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侦查讯问压力策略浅论

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抗拒审讯的心理基础是其构造的心理平衡。要取得讯问的圆满成功，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施加持续压力和心理刺激，打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平衡。讯问中打破犯罪嫌疑人心理平衡的策略主要有使用证据策略、情感沟通策略、影响心理策略。     

侦查讯问中供述率的比较研究:误区、方法与技术

许多学者认为当前我国警察取证过程中仍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供述,其重要例证是我国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将我国学者有关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实证成果与英美国家相关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我国现有研究在实证方法的具体运用上尚存在许多方向性和技术性误区。供述率统计数据来源过于单一、"供述率"或"认罪率"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不明、"初次讯问"界定不准、分析单位选择不当等,直接影响了侦查讯问供述率实证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沉默权与侦查讯问

刑事诉讼担负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职能 ,其平衡选择也是艰难的。要有效打击犯罪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要充分保障人权 ,不可避免地会使打击犯罪职能削弱。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虽然警察讯问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但因讯问本身对于查明案情所具有的利益 ,最终不能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有效的手段。从国外的实践来看 ,讯问犯罪嫌疑人仍然具有可行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说是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挑战 ,为侦查制度与实务的进一步规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构建刑事侦查讯问制度的几点设想

侦查讯问是指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它是一项法定的侦查行为,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是一种经常性的调查手段。对其制度的构建,对完善司法制度、规范侦查行为、刑事案件侦破、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讯问程序的批判性重塑

我国现行侦查讯问程序设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口供中心主义”下的强制取供,即整个程序是以确保侦查机关“顺利”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中心而加以设计的,为此,甚至不惜直接或间接地强制向犯罪嫌疑人取供。从实践效果来看,正是这种目的错位的程序设计导致了实践中侦查讯问阶段刑讯逼供的频发。对此,应当从理论上予以批判,并从以下方面着手予以重构:反对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赋予犯罪嫌疑人有限度的沉默权;赋予辩护律师于侦查讯问时在场权;进行全程连续录音、录像。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运行的反思与出路

我国的侦查讯问由于在立法理念及价值取向上过于重视惩罚犯罪和追求实体公正,对侦查讯问程序本身价值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关注不够,现行侦查讯问程序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文章将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入手,反思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据此提出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四点建议。     

反贪审讯技巧与策略探讨

反贪审讯是获取证据、揭露和证实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手段。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往往身份特殊,反侦查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较强,一般都会拒不供认以逃避处罚。侦查人员在对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审讯中,必须熟悉案件材料、全面了解审讯对象的基本情况、准确把握被审人员的心理、制订周密的审讯方案,并合理运用瓦解法、单刀直入法、四面楚歌法、火力侦察法、密切配合法等方法,攻其要害,迫使其在心理上认罪伏法。     

浅谈如何做好贪污贿赂案件的预审

预审就是在侦查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就案件的事实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这是每个案件中必须经过的法定程序,也是我们侦查员发现证据、甄别证据、完善证据的一个重要过程。预审工作是侦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一个中心环节,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也可以说是一场斗争。它对侦查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如何搞好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预审是我们搞侦查工作尤其首要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办案工作实践谈些粗浅的认识。     

我国侦讯程序中律师在场制度的设立

随着侦查权力的不断扩张，口供主义侦查方式较为盛行，致使刑讯逼供已成为刑事司法文明的最大障碍，使侦查讯问过程受到人们质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为及时、全面、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刑事辩护，同时监督刑事侦查权力的行使。文章针对我国侦查讯问中出现的刑讯逼供和口供不稳定等问题，提出侦查程序中设立律师在场制度设想，在对其程序价值进行考察基础上，对律师在场制度的具体设置和相关保障措施作初步探讨。     

不当审讯:功能分析与机理阐释--兼论我国刑事审讯制度的改革走向

不当审讯的直接效果是获得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但容易导致冤案的发生。侦查实践中,不当审讯的存在,有其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侦查机关的目标考核和较高的刑事拘留、逮捕的证明标准是其体制根源与制度症结。治理不当审讯,应对不同强制措施之下的审讯时空进行严格限制,降低刑事拘留、逮捕的证明标准,对侦查机关的目标考核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     

通过实体法上的制度变革来影响侦查讯问程序的进行——以对职务犯罪“自首”的司法解释之分析与批判为切入点

在侦查讯问程序中,激励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也许比防止警察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更为重要。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是自愿供述激励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但我国的司法解释对自首,特别是职务犯罪的自首进行了相当严格的限制性解释,这不利于鼓励职务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地供述罪行,加剧了侦查讯问的对抗色彩。     

现场讯问:紧急情况下的侦查权衡

不同于常规侦查讯问对空间和时间的制度化配置,现场讯问是紧急情况下在犯罪现场或抓捕现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在制度建构上可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后果权衡。现场讯问的制度功能在于紧急获取案件关键事实、证据信息,抑制递进的严重社会危害,防止核心信息灭失和重大损害后果无法挽回的侦查困境。刑事司法的时间和空间意蕴表明现场讯问只是侦查讯问的"紧急"例外,是一种特殊的时间行为和空间行为。摈弃法律形式主义狭隘的抽象语词逻辑,现场讯问具有经验理性上的"必要之法"的制度功能。但侦查实践中必须谨慎斟酌现场讯问制度的用途与滥用。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研究——基于规范性角度的分析

在当下进行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的主导地位正在被确立。检察机关在重大案件中于侦查终结前介入刑事诉讼,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合法性予以核查,是其主导地位的重要体现。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及时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强化审前监督职能以及保障控诉质量,其适用范围是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的核查程序应重点考察核查权的主体、核查程序的启动方式与时间以及核查方式三个问题。讯问合法性核查的内容主要为法定的讯问程序和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取得方式。而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效力则可以从对于侦查机关后续程序的效力、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效力以及审判机关庭审的效力三方面展开。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的特点与侦查对策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具有犯罪主体特定,犯罪被害人不特定,有交易记录可查,与其他证券犯罪特别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犯罪相互交织在一起,犯罪黑数突出等特点。公安机关在立案时应准确把握“情节严重”的标准,在侦查中可采取顺查、逆查、中间查、外围查的途径找出犯罪嫌疑人,同时要注意运用讯问、询问、搜查扣押、调取以及查询、冻结等方法获取证明犯罪嫌疑人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的证据。     

刑事讯问制度的理论基础

讯问作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一种侦查行为,是一种多结构的诉讼活动。讯问这种多结构性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人性论三个方面。这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充分发挥讯问的取证功能。     

刑讯逼供的挫折攻击理论研究——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和建议

刑讯逼供现象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一大障碍,被理论学界长期关注,检视过往对于该现象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其"违法性"特征,忽略了这一现象的"攻击性"本质。而刑警的挫折感对于其采取的攻击性侦查讯问行为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性。作为刑事讯问主体的刑侦民警的挫折感不仅仅来源于职业行为和与犯罪嫌疑人的直接对抗,社会层面上对于刑警队伍的一些不良影响为其挫折感产生提供了更深厚的社会土壤。遏制刑讯逼供,不能期待讯问人员单方面的加强自我约束和克制,而应当从外部入手,特别是设立一系列的使侦查顺利开展的支援保障制度,消减负面压力,减轻讯问人员负担,把讯问程序纳入一个规范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