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潮的新视角———读朱义禄《逝去的启蒙》

启蒙思潮的新视角———读朱义禄《逝去的启蒙》刘宗贤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时期。明清之际，不仅学术、思想大家辈出，而且，它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爆发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特殊历史时期，孕育了我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在学术界，尽管人们对启蒙...     

晚霞,还是晨曦?——对"早期启蒙说"三种质疑的回应

关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跨越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历史时段;与此相应,对这三个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即"中古异端说"、"正统儒家说"和"遵奉圣意说".通过从学理上严格辨析专制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本质区别,遵循"拿证据来"的史学原则,针对上述三种与早期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

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突破了以往经世思想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向：（ 1）“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由离异走向统合;（2）在“治体”上由尊君转向重民,形 成了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学说;（3）重视“利用厚生”之学,主张“工商皆本”和经 济自由;（4）广采博纳外域新知,会通中西。不仅将中国经世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且孕育了启蒙思想,使经世思潮与启蒙思潮相互交织,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 。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新学:中国的启蒙观念之内涵

启蒙思潮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启蒙观念本身学界却无定论.以社会史、思想史考察启蒙观念,都带有一定局限性.通过历史语境整合中国自明清之际以来的四次启蒙思潮,可突破这一局限,并彰显以新学为内涵的中国的启蒙观念.     

论王阳明心学与封建政治──从政治文化视角对阳明心学的透视

论王阳明心学与封建政治──从政治文化视角对阳明心学的透视陈寒鸣元代以来，程朱之学风靡一时，占据统治思想的地位。其哲学、政论和道德观深入人心，几成学界定论。到明代中叶，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学术界出现批评程朱之学的思潮。心学崛起，一时间获得广泛认同，在...     

人性观与教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与明清之际启蒙教育思潮之一点比较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都提出不同以往的思想,都具有启蒙作用,它们有着相似性,如都反对禁欲主义的进步思想等.它们的进步性在教育方面也有所体现.但是,其中对人性认识的异同带来教育观有相似之处,也颇有差异.     

清代的王学

明清之际,对王阳明“心学”的批判已成为时髦的社会风尚,虽然还有黄宗羲、孙奇逢、李顒、李绂等学者以讲学对王阳明“心学”予以修正和张扬,但王学已是流风余韵。学术界一般认为,王学及其影响在清代由衰落而逐渐消失,然而据笔者考察,王学在清代不仅没有消声匿迹,而是经历了由隐蔽走向公开、并再度演进为高潮的流变过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天理人欲之辨;重自我与尚心力的推崇。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新的探讨,以就正于同道。     

清初江西三大学派歧同述略

清初江西三大学派歧同述略□胡迎建明清之际，思想界多对明中叶盛行的心学持批判态度。继而兴起的是实学思潮，以顾炎武为代表，提出“经世致用”说。另一种思潮则是企图中兴理学，以挽救世道人心。这时期，江西亦出现三大学派，称为“江右三山”，即宁都易堂九子、南丰程...     

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国粹

前此“文化热”中,有以“启蒙”与“国粹”相对立者,以为国粹就是封建文化,启蒙既然反封建,自然也要反国粹,其实非也。本文先讨论启蒙的历史规定性,并对中国的启蒙思潮起于明清之际的传统看法提出异议。然后再来讨论“国粹”及其与“启蒙”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     

王阳明贵州讲学与阳明心学之传播

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后，为求自身解脱悟出了心学的要旨，“龙场悟道”被视为阳明心学诞生的标志。王阳明在贵州首倡书院讲学之风，其心学在贵州书院得以初步的发展与传播。王阳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在贵州讲学，传播心学，将贵州书院变成阳明心学的大本营，同时也开创了贵州一代学风。     

明末哲学论战及其理论意义

王门后学因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内在矛盾而分化 ,并因此而诱发了一系列哲学论战 ;其中 ,关于“本体工夫之辩”和“性善本体与心体无善无恶之辩”的哲学论战 ,对于明末清初哲学思想的演变、尤其是以“黜虚崇实”为思想理论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兴起 ,有着涤旧布新、破块启蒙的意义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为中心

“启蒙”成为近代以降中国学界最具批判力的话语之一。它为人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具的内在张力，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框架与视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映现了近代以降学人在认知与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心路历程。     

从《大学古本序》的两种文本看王阳明心学的形成过程

从两种《大学古本序》文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学形成与成熟的过程。其最初文本本是向程朱理学挑战,由于罗钦顺指出其丢了“大头脑”,才有“致良知”学说的提出和成熟。罗钦顺本来带有不少程朱烙印,在批判王阳明心学的过程中,却逐渐得以洗汰,并锤炼了自己的气本论。从两种文本和罗王论战中可以看到明代中期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和争雄的局面。     

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的松动,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由此而产生。但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基础,使这种以追求个性化而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纵欲思潮。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缺乏人文精神的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宋明思想大潮中的泰州学派美学

宋明理学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再到泰州学派,经历了从"理本论"到"心本论"再到"身本论"的转变。泰州学派的崛起,既对王阳明心学起到传播推广的作用,又导致了王阳明心学的最终解体。泰州学派的开山始祖王艮的学说思想大多取源于王阳明心学并有新的发挥,凸显了一种平民性、民间性的价值取向。王艮的美学思想贯穿着平民主义精神,进而铸成一种平民主义美学。而王艮诸弟子之学理正是王艮平民主义美学的逻辑发展,这就是:一旦承认人的天性的合理性,也就得承认"人欲"的合理性;一旦承认"性"、"理"一体的本体性,也就得承认"人欲"的本体性。就此而言,明中叶以后波澜壮阔的启蒙文艺思潮中蔚成风气的平民化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分明是王艮倡导的平民主义美学的一种必然延伸。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

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周利生十六世纪上半叶，当王阳明的“心学”风靡全国之时，在江淮一带出现了一个与王学有极大差别的泰州学派。该派以王艮（１４８３—１５４１）为代表，发展了王阳明哲学中某些反道学的积极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与王学根本对立的新创见。...     

公理与公利：明清之际公共思想的分析范式初探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是在明代思想对“私”“利”正名的基础上,如何由“私”上升为“公”,一方面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上重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私”“利”提供正当性理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私”“利”是不具备正当性的,而明末启蒙思潮则承认“私”“利”的普遍性与必要性。这就必须解决如何处理公私、义利关系而构建“天下为公”政治秩序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明代启蒙思潮形成了“公理”与“公利”两种分析范式,即以公理为核心,规范性的“统私为公”进路与以公利为核心,经验性的“合私成公”进路。前者调整了传统理学的“理一分殊”理念,在承认私利的同时,也认为“利必有害”,“私”“利”必须遵循“理”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德精英的“以欲合理”的超凡入圣,以及在此基础上“布大义于天下”,即“统私为公”。后者基于气学、心学对于传统理学的突破将公利设置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而公利是私利适当关系下的总合,因此,国家治理应建设公共导向、兼容和谐的利益关系,以“合私为公”。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两种进路的背景、发展及局限,对把握明代理学与气学、心学的整体脉络,厘清明末启蒙思潮的公私义利论证逻辑,扬弃性继承中国传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