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县级政府施政能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

新农村建设面临农民增收、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基层组织建设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提高县级政府的施政能力为基础.但县级政府存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依法、科学、民主施政能力不强、应对突发事件和复杂局面能力不强等问题.只有在施政班子、施政理念、施政方式、施政效率、施政执行和施政廉洁等方面有一个大的进步,才能切实提高县级政府的施政能力,才能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分析

促进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中要义,有利于应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治理困境,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从而达到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建立及逐渐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从积极探索嵌入性发展开始转向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保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源,借助政府、村组干部、基层经办服务人员、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确立参与治理的理念、明晰参与治理目标、理顺参与治理关系、规范参与治理过程等路径,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支持下,达成对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     

提高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台皂力探析

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政府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面临巨大挑战,如何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针对目前我国突发事件及应急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进一步改进我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内容体系、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与对策,以提高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     

积极推进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社会保障的多元主体充分整合和运用各类社会保障资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科学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社会保障效用的最大化。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不同主体平等参与、合作共治。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应对各种社会保障问题、风险与挑战的需要,是促进社会保障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当前地方政府突发事件管理中的责任规避行为分析

近年来,在我国频发的突发事件管理中,地方政府规避责任的行为趋向已经成为重要的行为逻辑,不仅导致突发事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诱发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频繁发生的突发事件是对当前政府治理能力的有力挑战,同时也是公共管理研究的新命题。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的诱因及其治理路径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对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冲击着社会秩序。其升级的诱因主要与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生理心理应激反应、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治理主体的迟钝行为有关。要科学合理有效地防治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升级扩散,必须加强对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疏导,提高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的管治能力,建立公众参与的有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与提高执政能力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与提高执政能力之间,总体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突发事件频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形成的严峻挑战,促使政府不断创新执政理念、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以提高自身执政能力;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也增强了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其突出表现就是反应速度更快、处置效率更高、社会影响更好。     

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在应急管理中的赋能效用 ——以奥运危机应对为例

随着社会风险多样性和应急管理复杂性的增加,突发事件对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现代化治理思路,政府跨部门协同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赋能效用.大型体育赛事是一个国家展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综合平台,基于典型性、代表性、时间性、区域性原则,以公共安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为主要的突发事件类型,选取以往三...     

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社会舆情治理对策探讨

食品药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目前，我国食品药品突发事件频频发生，而传统媒体的升级迭代造就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舆情演化环境。如果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处理不当，便会形成舆论风暴，并衍生其他危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数据挖掘、整合、分析和检测方面的优势，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舆情进行治理成为必然。以典型的食品药品突发事件为例，分析政府在其舆情治理中的现状与困境，有针对性提出了大数据背景下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优化决策指挥机制、健全多元协同管理机制等途径，从而实现政府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转变、由事中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由权威治理向数据决策转变、由体系构建向能力提升转变。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     

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变革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大数据将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创新。政府治理的目标就是应用大数据实现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应通过数据共享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通过政务形态信息化调整政府治理关系,通过政务平台技术化重塑政府流程,借用大数据来提升政府创新能力,通过数据应用法制化提升政府法治水平。所以,政府必须要主动适应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的大趋势,以此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话语和关系话语

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良性关系。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然而,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时,作为法治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利话语却遭遇了许多质疑。对权利话语的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的分析可以表明,权利话语在西方社会遭到的批评并不足以证成其在中国的困境;相反,以特殊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点的关系话语才是该问题的原因。     

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规制——从“腾讯诉老干妈案”谈起

智能时代不仅对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块链技术的产生，本质上来说解决了在零信任基础的互联网中实现信息交换过程中的辨伪。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在实践中成为了一种具有可替代性、便捷性、安全性的新型防伪验证与授权应用技术，这种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为社会治理特别是民事领域的信用制度实践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从而将解决传统社会中合约制度的风险。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数据技术，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无需信用系统、不可篡改和数据加密安全的技术特征，可以在社会信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对智慧时代的法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面对社会发展中的信任危机，探究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智能合约技术运用的优势对于推广新兴技术的实践化应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在区块链技术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个人权利保障的不确定性、社会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负面效应挑战，其原因在于区块链应用存在私钥安全性风险、算法风险、基础支撑的局限性等技术因素隐患。面对区块链的应用风险，传统以硬性法规作为核心的规制路径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缺乏监管的新兴技术因其技术逻辑的缺陷，将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明...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