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国际科学史研究经历了成就描述、思想探讨的内史阶段和考察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外史阶段 ,而国内科学史研究基本上属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究其原因 ,有科学史观方面非理性的先天不足 ,也有科学素质欠缺的状况。我们应针对性地采取改进的对策     

论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科学观

费耶阿本德对传统科学哲学进行了无情批判 ,他的《反对方法》一书力图在对历史的实证考察中纠正已被扭曲的科学形象。他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 ,坚持多元主义的科学史观 ,认为在实际的科学史上没有一条认识论或方法论规则是不曾被违反过的 ,因而他的结论是 :在人类发展的一切环境和一切阶段能够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怎么都行”。“怎么都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包含着对认识主体性的强调和对辩证法的阐明。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科学史观的萌芽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多把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的历史观视为历史唯心主义,而对其学说中客观存在着的科学史观的萌芽因素则不予承认。人们多注重对这些思想家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观念的批判,而忽视了对他们从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土地所有制关系去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的科学史观的萌芽形态的阐释,肯定其思想在科学史观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科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受其影响的科学史研究者主要有肖莱马、赫森、贝尔纳、李约瑟等人,其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的选择和研究结论等都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间接受其影响的科学史研究者主要曼海姆、默顿、福柯和爱丁堡学派等,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研究思想和研究方式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深。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源泉。     

信念及其追求——兼对SSK的问题及其出路研究

科学史中,信念一直处于被科学驱除的地位,原因是它与科学的客观追求相违背。但在SSK中,信念的作用得到迅速加强。事实上,科学史中的许多事实表明:信念是不可靠的。现代科学活动中,正是坚持大统一理论追求的坚定信念,决定了目前科学探索的主要方向。不过,信念也有它无法达到的空间。而在协调论中,信念的作用只是作为背景协调力而存在。信念可以通过其影响思维协调力的上升或下降而发挥作用,这与科学史中信念的实际可在较大程度上相符合,信念在此得到了公正的对待。这也为SSK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通道。     

朱熹历史观新探

朱熹的历史观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其历史观主要包括:天理史观或道统史观、历史循环论和强烈的正统观念.     

鲁迅科学史叙事的人学视野——重读《科学史教篇》

《科学史教篇》是鲁迅早年思想的代表性文本,其科学史叙事不同于对科学启蒙的单向呼应,而是充满内在的对话性。鲁迅在交织着近代启蒙精神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下,通过构筑科学演进中的人学视野,将科学进退与人性发展做出关联性思考,强调克服直线进化模式的历史观、开掘科学史上的人性之光、追求科学理性与感性生命相互催生的人学理想。重读《科学史教篇》亦是重释中国现代启蒙传统丰富性的具体尝试。     

作为知识论的知识考古学

作为一种知识论,知识考古学引入了话语和实践使之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相对于科学史,考古学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科学的;相对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待科学的。考古学对于传统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的改造,其目的就在于取消主体。考古学是一种无主体知识论,这直接表现为对历史连续性、真理和起源的反对上。考古学有着对知识、科学的独特理解。考古学无主体知识论对主体的否定,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认识论,不再属于科学认识论的范围,而是一种“反科学”。     

让历史重焕青春——刘炬、姜维东《唐征高句丽史》评介

本人耽于文史,然目力所及之近作,堪读者实寡。近日偶读刘炬、姜维东先生之《唐征高句丽史》,一如春风扑面,令人耳目顿新。该作将独到的史观、科学的理论与可靠的史料熔为一炉,落笔历史,着意现实,令人读后深受启迪,实为一部不可不读之佳作。通观全书,其尤有价值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人本史观”贯穿全书《唐征高句丽史》中有一条贯穿整部著作的主线,那就是作者的“人本史观”。首先,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唐太宗的宽容政策与贞观之治”中通过对“宽容政策”的介绍而对其“人本史观”做出较系统的阐述。此后,这一史观可谓贯穿于全书的…     

浅析恩格斯的科学哲学思想

恩格斯作为科学家,其科学思想很少被人们从科学哲学角度加以研究.文章分别从科学发现与评价、科学史和自然现等科学哲学视角对恩格斯的科学思想进行分析,指出了恩格斯对于科学哲学做出的贡献,引发人们对恩格斯科学哲学思想的关注.     

SSK,知识还是实践?——从《利维坦与空气泵》谈起

20世纪90年代是SSK的鼎盛时期,SSK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研究学派。这些学派都宣称自己超越或脱离SSK的研究纲领而独立为新的研究学派。从早期SSK爱丁堡学派领军人物之一夏平的经典著作《利维坦与空气泵》谈起,分析皮克林倡导的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与SSK主张的作为知识的科学(science as knowledge)的异同,及其在科学史研究中意义。     

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

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区域史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区域史是一种新的史学分支学科或新的理论与方法,是将某一特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或是指将社会诸要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二是将它视为以某区域或地方史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将区域社会史研究等同于区域史研究。这些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性乃至是错误的。要科学规范地界定区域史及其区域,应当参照和借鉴地理学与区域学中有关区域界定的均(同)质性、系统性和独特性原则。据此,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区域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特征和系统性的区域历史,进而揭示区域历史发展系统性、独特性的史学分支学科。同时,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界定要考虑区域发展的社会历史性和复杂性,要符合和体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及其文化特征。因此,学术界有关区域史的第一种定义与认识比较合理,但是,有待科学化和规范化;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定义则是片面的或是错误的,不应当将区域史泛化为地方史研究甚至是地方志的编撰。     

理解人类的命运:从规律性假设到复杂性假设——兼与王南湜教授商榷

历史规律是理论思维在近代科学背景上为认识和理解历史而确立的核心假设。依托或围绕此种假设而在历史哲学层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可以称之为规律性历史观。解决其(也包括其在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抽象性问题,或许是当今时代总体性地深化哲学层面的历史认识的节儿所在。从复杂性研究这一科学本身的新的历史形态着眼,可以不必设定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的二元对立及其因应策略,也不必强调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立场转换及其特殊意义,只需对历史本身提出更具解释能力的假设即可,此即历史复杂性———历史本身的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破缺性统一。这也同时意味着,历史复杂性观念或复杂性历史观有必要也有可能作为人类理解其自身命运的、新的思想自觉。     

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刘大年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断想

刘大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学术上的是非功过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伏进退息息相关。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基本形态是革命史学、政治化史学,其症结在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处置失当。刘大年曾是革命史学的建构者和捍卫者之一。在革命时代终结之后,对刘大年等代表的革命史学更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学习中国法律史的必读书--何勤华教授《中国法学史》一书评介

何勤华教授所著的<中国法学史>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体例,全书架构恢宏而又严密细致.该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有其独创性.此书是当代第一部系统的法学学术史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汉语史分期研究分歧探因

汉语史分期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即使是分期的标准,也是矛盾重重,众说纷纭。原因在于:第一,分期的对象尚不明确,必须清楚要为什么“汉语”和为汉语的“什么”进行分期;第二,已有的分期标准是不全面的,很少顾及促使汉语发生变化的外部因素;第三,分期研究缺乏系统观;第四,分期研究应当吸收、借鉴和采用新理论、新方法。     

"意识"与"语言":历史构成的第五个因素

在首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构成原初历史的"四个因素",并随后论及"意识"和作为现实的意识的"语言",却未将其列为历史的第五个因素。深入分析个中原因,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从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及文明进步的视角理解"意识"和"语言",则应将其提升到构成历史要素的行列之中。这一提升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经典形态的唯物史观,更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着眼于由人类所造成的现代历史中的许多新问题,人类的新启蒙已成当务之急。而这特别要求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对话,要求人们对"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反躬自省,以谦逊的心态和宽阔的胸怀,亲近大地,关爱众生。     

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20年来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史料学研究带有文化学的色彩,二是历史文化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三是理论著作带有综合性的特点。由此启迪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大致趋向:唐代文学文化史视角的多元化拓展,文史结合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学术视野的国际化,新材料的发现与新问题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