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隔离到融合——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研究的现状及发展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居住问题。本文试图厘清近年来有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的研究脉络,从制度设置、居住区位、以及与城市的融入和城市管理等研究视角分别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认为对流动人口的住房研究出现了从与城市隔离到与城市融入的特征。今后的研究中应把住房政策视为一种福利政策来为流动人口提供居住的基本保障。     

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

中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返于城乡之间,形成流动人口。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因此,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因之受到影响。为帮助流动人口群体向上社会流动,从而使社会不断地、稳定有序地实现进步和发展,政府应在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上承担起责任。     

大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形态与居住空间变动机理——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与居住形态是体现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着重分析了闵行区流动人口居住的基本特征与空间分布,构建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滞留模式,全面剖析了不同尺度下流动人口的流动机理,揭示了流动人口空间转换的状态与时空特征,提出实现居住分布空间优化的基本对策。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塘镇为例

我国流动人口在出现由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规模迁移流动的同时．也有局部的逆向流动。这种逆向流动的规模尽管不如前者显著．但却涉及到更复杂的民族关系．而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又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以西部云南省迪庆州为例分析发现．总体上流动人口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整体居住分离程度还是比较低,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居住融合比较理想,但分民族来看．汉族与藏族、回族的居住分离程度较高．远远大于白族、纳西族和傈僳族。有效地进行居住迁移调整不仅可以减少各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矛盾．而且也能促进各民族流动人口之间、各民族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之间的融合,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大城市流动人口非居民化居住特征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本文主要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上海浦东新区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大城市具有明显的非居民化的居住特征,表现在居住场所集中于城市边缘,居住地更换频繁,居住质量差和居民身份认同感缺乏。为了保障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居住健康和大城市整体的健康发展,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和谐,有必要采取措施,宏观调控城市的人口规模,适当建造流动人口公寓,制定流动人口的居住标准,增强流动人口的居民身份认同,增进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居住融合。     

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人口居住现状及需求发展趋势——基于浙江省嘉兴市的个案研究

流动人口的居住现状特点及需求发展趋势是体现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章运用抽样调查数据,着重分析了浙江省嘉兴市流动人口居住现状特点及其需求发展趋势,并根据流动人口居住需求发展趋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及其制约因素——以福建省为例

本文基于一项在福建省6个城市所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状况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两栖状态即循环流动的特性和过客心理比户籍制度和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住状态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这种影响使得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个人因素对流动人口居住状态的影响出现了"反常"现象.最后,根据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江苏无锡市实施流动人口“双集中”管理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实施流动人口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的“双集中”管理模式,努力为流动人口营造平等、和谐的生活环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全区集中居住的流动人口达7．4万人,占全区流动人口的37%。“双集中”管理模式有两种类型:     

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考

结合长春实际,就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面临的现状进行系统分析,目前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方面,主要存在着人口意识淡化、控制能力弱化、亲自抓负总责表面化、综合治理形式化等问题。基层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造,通过确立大目标、树立大观念、营造大环境、制定大政策、建立大机制、谋求大发展、寻求大突破,逐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有长春特色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路。     

西宁市在西部大开发中需考虑的人口问题

西宁市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人口承载量底。计生工作水平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较仍有较大差距。本文就西部大开发中西宁市面临的人口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劳动力转移：我国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农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还存在着农民收入低、文化素质低、生活水平低、城乡差距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城镇的转移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     

中国人口城市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时代的奋斗目标,人口城市化则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中国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经济效率、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以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目前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同经济发展不同步、大城市发展缓慢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市化模式选择与我国“三农”问题

农民收入严重偏低、城乡收入差别过大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本质解析,指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量减少农民数量,实施城市化战略。农村城市化不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必然过程和选择。     

重视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分布变化——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几十万、上百万户籍人口从内环线以内迁到内环线以外 ,这给迁出地、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教育、卫生、治安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和问题 ,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大问题。这种数公里数十公里范围内的人口分布变化 ,必将影响上海整个城市形态、城市结构 ,有利于新型的城乡结合型的新城的建成。上海有六千多平方公里冲积平原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应不断扩大城市化地域范围 ,与其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相匹配。     

人口与生态经济城市建设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口问题和城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生态经济城市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围绕生态经济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各种积极有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加快城市生态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步伐,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汉城城市发展的人口轨迹及对上海的启示

上海核心城区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位,由此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阻碍上海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汉城与上海同是亚洲城市,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历程和产业结构方面都非常相似。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汉城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人口也随之迅猛上升,上海面临的经济瓶颈也正是汉城曾经或者现在正面临的问题。本文深入研究了汉城政府在面临相似经济增长瓶颈时,为抑制人口增长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包括迁都、限制中心地区工业发展、建造新城等,对其政策动机和效果进行相应的分析评价,并比较分析了汉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借鉴其经验教训来解决上海中心城区拥挤问题,认为适当减少上海中心城区人口会有利于上海经济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策略,以实现上海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of population flow in general. Selecting the way to deal with it carefully. A survey of population flow in Beijing]

The rapid increase in transient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a's major cities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presented new problems for city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Beijing city government conducted a large scale survey on this problem in April, 1985. According to an earlier, incomplete survey, in 1983 the daily average transient population reached approximately 500,000-600,000. The April, 1985 survey showed the number of temporary residents in the city to be 870,000.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flow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or during summer months; it is now a year round event. The railroad is the chief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for this influx. The flow can be divided into 3 categories: 18% to visit friends and relatives; 45.1% to study, attend conferences, conduct business, or tour the city. Other temporary visitors include people seeking employment and sellers at farm markets. By the end of this survey a new kind of flow had emerged: Beijing's textile, rubber, and leather industries had begun to attract workers from the villages, who commute daily. Many are concerned about how this uncontrolled flow could unfavorably influence Beijing's natural growth. The survey proposed taking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utilize this population flow and ease the conflicts it causes. To accomplish this, the city government must determine the mechanics of the flow as well as improve city managemen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The city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mak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t should delegate management and settlement of the transient population to the appropriate departments.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media about room and board and transportation, improving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corporating the farm markets into city planning, and strengthening security and super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