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青石板上的少年血——苏童小说中的少年形象研究

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十分引人注目的作家,他的小说既有先锋文学实验性、开拓性,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雅之美,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体用,成就苏童在当代文坛上与众不同的文风。这种独一无二的苏童美学理念和哲学思考在他创作的一系列少年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苏童笔下的少年既独树一帜,同时又十分具有典型意义。文章试图从苏童小说中少年形象的特征、性格形成原因等方面入手,对苏童小说中的少年形象进行分析,意图从中窥探苏童蕴藏其中的审美理想和生命思考。     

苏童的文学史意义及其问题

苏童作为"先锋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通常被放置在"先锋"群体中予以论述,但从近30年的文学流程看,"先锋"并不能涵盖他的创作实绩,而且,30年过去了,一个作家与他的时代、与文学史错综复杂的关系,应该是可以梳理的时候了。本文以苏童为个案,试图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现场,进入苏童的创作历程、小说世界、精神诉求,尝试探讨苏童的创作对于时代和文学史的意义、价值,并通过这种梳理和钩沉,透视一个时代文学写作的精神症候。     

苏童的“归路”与“迷途”——以《河岸》《黄雀记》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苏童开始有意识地从先锋小说阵营中"撤退",小说创作上主动承袭和回归到旧有文学中完整故事情节、相对饱满的人物形象以及相对明确的主题意蕴等叙事方式上来,这些转型给苏童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但是,长篇《河岸》和《黄雀记》缺乏对造成历史悲剧元素的深度追问,直接导致其文本主旨意蕴上的漂浮不定,简约和平面化了的历史悲剧也难以给人心灵上的共鸣和震撼。同时,叙述者几近毫无价值判断尺度的心理宣泄取代了文本故事的密度,也在削弱着小说文本的厚重感。而对自我文本故事的有意戏仿,又直接导致苏童众多文本故事的类型化和模式化。而造成这些方面的不足,主要原因在于苏童眷恋不舍的先锋叙事理念和创作资源的匮乏。     

论苏童小说的恐惧色彩

苏童作为当代重要作家,他特有的"南方叙事"吸引读者对其持续关注。他的小说还有一种神秘、鬼魅般的吸引力,读之使人兴味盎然,充满快感,深究其源不难发现苏童小说的审美核心是"恐惧"。文章从恐惧色彩这一特质入手,将苏童作品中营造的恐惧感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来研究,同时结合作家的文本与改编的影视作品,挖掘小说中的恐惧色彩是如何多角度展现的、它形成的重要因素及其艺术魅力,同时与其他先锋作家的"死亡、恐惧"书写作比较,旨在分析苏童小说的独特性。     

苏童笔下的女性世界管窥

苏童笔下的女性世界管窥徐亚东八八年以后，“先锋小说”在呈多元势态的当代文坛上显露出衰微和疲软的趋势。素有“先锋意识”且以先锋小说闻名文坛的苏童，面对如此境况，自觉地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抛弃了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自八九年始，尝试...     

《牛鬼蛇神》:一部向“先锋”致敬的小说

马原的《牛鬼蛇神》首先是一部向"先锋"致敬的小说,其次也具有"新自传"小说和"神实主义"小说的因子。中国先锋小说深受域外文学思潮与小说创作的驳杂影响,而"后先锋"小说试图整合民族审美经验和文化传统,走向一条自由创造的文学之路。     

先锋的误读--中国当代实验探索小说批判

先锋文学不仅是文本上带有超前性的叙事特征,更重要的是具有先锋精神.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实验探索小说被许多学者和评论家称为"先锋小说",但这种实验探索小说的形式革命超越了时精神向度的挖掘,"得言失意",它并不是真正的先锋文学,称其为"先锋小说"是对先锋的误读.     

经典的“传承”及其文化意味 ———论苏童对张爱玲小说的“当代接受”

作为经典化的传承过程,张爱玲小说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当代小说创作曾产生重要影响。以先锋作家苏童为例,在结合作家认同、家族与颓废、女性与人性以及具体创作手法等的前提下,苏童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当代接受＂始终包含着较为复杂的文化内涵。而选择两代作家比较的目的在于拓展某种文学艺术精神及其价值的历史表现。     

再估“先锋”：对“存在”的颠覆——存在主义文学与中国先锋小说比较研究

从平行研究视角出发,中国先锋小说在接受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影响下产生明显变异,具体表现为:存在主义文学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持"介入观",是置身于真实中的虚构。先锋小说远离现实政治,从虚构中假想真实,"边缘性"特征突出;存在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在"荒诞"中体现悲剧精神和人道情怀,先锋小说是通过"悲剧"来体现荒诞意识和死亡意识;存在主义文学因与现实的亲缘性关系而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对话性特征,影响"跨世纪"。中国先锋小说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个人性、独白性特征明显,只有"阶段性"影响,文学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     

从晦暗到澄明——论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

苏童在“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努力挖掘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民间生存方式。他对质朴、简单的生存伦理和生活方式的书写,使我们在其阴郁的小说世界中,窥见了人性的温暖、晦暗生活里的亮色。苏童延续近三十年的“香椿树街”写作,见证了一个作家从先锋到民间、从逃离到回归、从人性之恶到人性之善、从晦暗到澄明的写作变迁。     

苏轼的“因物赋形”论

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母题性质的文学意象，苏轼对这一意象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他的“因物赋形”说。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释，他的“因物赋形”是以“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作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刚中，，的一面来说，主张顺性适意的自然之道；从“柔外”的角度来看，则主张在顺性适意前提下的不变之变，两方面结合才是苏轼的“因物赋形”说的全部意义。     

从“存在主义”到“先锋小说”

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接受,会发现经历过“文革”硝烟、思想稍稍解放的中国人和感受过“二战”炮火、被现代科技文明“异化”的西方人,对现代社会的“个人性”焦虑感同身受。从“存在”到“先锋”,反映出的是中国先锋小说家对现代性危机的感悟,代表了一代文学青年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语境中的艰难思考和审美态度。由于存在主义的影响和渗透,中国的先锋小说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特质。     

"普罗小说中之白眉" --析穆时英前期小说创作

穆时英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开始普罗小说的创作 ,被誉为“普罗小说中之白眉”。但穆时英小说与普罗小说之间存在着差异 ,暗含着穆时英后来向“新感觉派的圣手”转变的可能。     

余华:短暂而安祥地叙述

先锋作家余华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创作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重要的小说。通过这两部作品 ,作家完成了个人创作风格的重大转变———从以“重的方式”写作转变为用“轻的方式”表达。试图从这两部小说的社会和自然背景、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模式、语言等方面对这种“轻的方式”进行解析     

论原创舞蹈作品《茉莉花香》的悲剧性

小说《妇女生活》的作者苏童认为女性是美好的,女性有着比男性更强的意志力,他作品里的女人有着人性的缺点,她们一直在与命运抗衡,却在男权社会里无所适从,最终都逃不过红颜薄命的宿命。原著小说以及电影已出版和上映多年,对人物有着深刻的描述和定位。原创舞蹈《茉莉花香》改编自《妇女生活》的原著和《茉莉花开》的电影,通过肢体语言突出地表达了女性生活的悲剧美,运用双人舞的形式刻画了三代女人、两对母女之间的细腻关系,舞蹈作品在原著的基础上让女性的意识最后慢慢苏醒,茉莉花开,花香四溢。     

"诗中有画"辨析

苏轼论王维诗画,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语一出,自宋代以至于今,便以“诗中有画”作为诗歌美学的重要标准去评价诗歌艺术。以“诗中有画”概括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个性特征,这样的评价标准,存在谬误,缺少辨析,不足以立论,是不可取的。     

“濊”、“粟”语义考释

"濊"字的本义是"大水",濊族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二松花江流域、鸭绿江流域,以及朝鲜半岛的江原道和咸镜南、北道。"濊"作为族称,含义是生活在水边的民族。"粟"字的本义也是"水",粟末族所在的位置是第二松花江流域。"粟"作为族称,含义也是生活在水边的民族。喉牙音"濊"曾经发生了到舌尖前音"粟"的历史音变。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书写记忆中的故土女性——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

严歌苓写了一系列描写记乙中故土女性的作品《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在这三部作品中,她塑造了三个身份不同,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即王葡萄、田苏菲、朱小环。从大时代背景下描写小人物的生存轨迹,她们性格率真与生命顽韧,在动荡年代不向命运屈服;在遥远的历史背景、扭曲的生存环境中展现美好人性。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