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聊城借漕运之便,经济地位提升。山陕商人为经商方便,建立会馆,遗留碑刻资料记载了大量山陕商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到光绪年间聊城的商业面貌。     

清代中叶聊城商业规模的估算——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商人会馆碑刻是目前所见能够藉以对古代商镇规模进行估算的最好资料。对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可见,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增长迅速,乾隆初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也达210万两,与乾隆初年相比翻了两番。嘉道年间是山陕商人实力最强的时期,汇聚聊城的山陕商号至少有三四百家,最多可达八九百家;其中年经营额超过万两的大商号有四五十家,个别商号的经营额甚至高达七八万、十数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在200万两上下;道光年间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为300万两,若以万分之三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山陕会馆记

聊城东关古运河西岸，有一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这便是山陕会馆。     

论聊城山陕会馆的戏台与戏曲流动

聊城山陕会馆为京杭大运河漕运鼎盛时期所建,除了承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的祭祀、买卖、社交等功能,也满足着他们对于娱乐的需求。会馆内戏楼后台处的墨记与会馆内现存的石碑记录着各地戏班在当时的演出资料。各地的戏班在此交流,唱腔在此融合,戏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此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京杭大运河西岸双街南首路西,座西朝东,为山西、陕西商人于清乾隆癸亥(公元1743年)所兴建。是当时商人集会、交易、娱乐的场所。会馆自兴建以来,进行过十几次维修,除少部分受到损坏外,绝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其全部建筑为木结构结合砖石结构,包括山门,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南、     

试谈清代的长白山封禅及其特点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举行的一种典礼。清代长白山封禅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后 ,在其“天命论”和汉文化双重影响下 ,为表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而产生的文化现象 ,清代的长白山封禅从康熙十五、十六年开始 ,雍正、乾隆时期走向正轨与完善 ,直到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才告停止。清代长白山封禅在其封禅活动中形成了制度的不断完善性、地位的不断变化性、祭祀的民族性等自己的特点。从而清代长白山封禅的文化内涵有了一些自己的特有的个性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戏剧化"的女性形象——浅谈《歧路灯》中的巫翠姐

《歧路灯》中的巫翠姐和戏剧密不可分,她始终生活在戏剧之中：她生活的主课是到山陕庙看戏;她说话离不开戏剧;她的学识、观念也都是来自戏剧。作者借巫翠姐形象准确地反映了清代中原地区主流社会对戏曲的认识,同时也揭示了当时下层妇女接受教育途径的单一和知识的贫乏。     

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

本文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中“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为今日开放年代的“西西合作”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论社旗山陕会馆的“合”之美

乡土神、福禄财神和行业神是社旗山陕会馆中供奉的三种主要神灵,乡土神占主体地位,但这三类神界限并不明显,人们把它们并置在会馆中共同敬奉以求平安富贵.儒、道、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中就可看出儒、道、佛思想的无所不在.山陕会馆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宽厚的和谐境界.山陕会馆以其丰厚的政治、经济、艺术等内涵成为我们看取明清社会的一面镜子,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之美.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善演悲剧的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是河北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也是中国梆子声腔的一个重要支脉。它脱胎于清代康熙年间即已流入河北的山陕梆子。这种从外地输入的声腔,经河北人民按照自己的语言音调、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进行改造、培育后,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形成了河北梆子。流行于京、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山东诸省部分地区。它是在清代中叶由传入河北的秦腔和山西梆子逐渐演变而成的。重要的班社先后有:瑞胜和、源顺和、庆顺和、玉成班、宝胜和、义胜和、永顺和、祟庆班、吉利班、祟雅社、奎德社等。流传至今的代表性剧目有:《蝴蝶杯》、《秦香莲》、《南北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论亳州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中砖雕艺术特色和价值

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亳州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砖雕艺术研究。结果表明：其艺术特色鲜明,手法多样,题材丰富,彰显独特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内涵,对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末学者蒋湘南与陕西地方文献

蒋湘南是清代道咸之际著名的回族学者,他先后多次入陕,不仅留下了许多歌咏陕西的诗篇,还撰写了旅陕行记《西征述》和《后西征述》,编纂了四部陕西传统方志,以及山水志书《华岳图经》和《后泾渠志》,在丰富陕西地方文献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明代山陕商人在西北边镇的商业活动及影响

明代在北边地区普遍实行的开中制度与茶马贸易,为西北地区的商品流通与商人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使山陕商人成为西北边镇地区商业活动的主体。山陕商人在西北军事消费区积极进行商业活动,促成了西北边镇地区的商业化与粮食、棉花、茶叶、土特产四大市场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市场网络的形成和西北镇城及下辖卫所的城市化。这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对明代以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