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权力及其提升策略

科技权力是国家在政治上或职责范围内影响、调控、支配科技的能力和力量。它不同于科技权利,本质上属于知识权力,具有基础性、渗透性、关键性和变动性特征。当代国际科技权力呈现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中心-边缘"格局。提升中国的科技权力,必须明确政府在提升国家科技权力中的第一责任主体地位,增强"科技权力是国家的一项决定性权力"的自觉意识,坚定提升国家科技权力的信心和决心,全面实施"科技强国"战略。     

人权视野下的国家教育权理论探析!

国家教育权作为一个教育法学概念,指的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对国民教育进行合理统治、发展与管理的公权力。它以公民自然权利为合法性基础,宪法与教育法是它的直接性权源。在尊重人权与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下,国家教育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须在纵横两个维度上进行合理分配,形成权力、权利与伦理等多种力量综合作用下的多元制衡机制,并从主体、内容、程序、监督等多方面逐步实现权力行使制度的全方位优化。     

试论我国空中警察法律地位之完善

与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和其他国家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空中警察制度存在多种航空安保主体权力冲突、法律法规欠缺、法律性质模糊以及权力和职责不清等问题。＂马航事件＂的发生突显了确立并完善空中警察法律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我国民航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应当充分协调好各航空安保主体间的权力,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空中警察的法律性质及其权力和职责,从而完善我国空中警察的法律地位。     

厘清与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规范内涵

对基本权利功能与遴选标准的不同认识,是造成环境权入宪纷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平等主体间环境侵权行为不需要由宪法给予基本权利层面的保护。2018年宪法修改,在第89条第6项新增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权,属于授权性规范与职责性规范于一体的权力规范,其规范内涵应解释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构建区别于传统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权力机制,确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权力,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其他国家机构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面对由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异化、环境利益与私有财产权等权益冲突引发的问题,需要坚守权益位阶判断的相对性与特殊性,谋求合乎比例的权益协调,明确与生态文明建设职权相对应的职责,从而化解生态环境领域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种种矛盾。     

论行政权力的双重规定性:权利与义务

由于行政权力自身的矛盾性 ,即行政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的分离、行政关系与行政价值关系的不同一、“公共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冲突 ,行政权力就具有了双重的规定性。一方面 ,行政权力具有执行性、管理性和领导性的权利规定 ;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合法性、责任性和服务性的义务规定。权利特性与义务特性是辩证统一的 ,它们是行政权力两种内在的规定性。     

论人民、人大、执政党的权力位阶

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人民权力兼具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双重性质,既体现于国家主权和人大行使的国家权力中,又蕴藏和显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政党具有一定的社团权利和社会权力,执政的党员当选为国家官员者则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     

论新历史主义历史文化诗学的作家主体观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诗学消解了近代以来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观念,重构了作家主体的新形象.它认为作家主体不是一个先于文学活动的、本原性的、既成的主体事实,而是通过文艺活动的文化赋予和自我塑型,是解构和建构的同时展开.作家在文学活动中是赋有各自历史性的阐释主体和商讨主体,而不是纯粹的反映者或创造者.作家对权力话语的颠覆和权力话语对这种颠覆的包容同时并存于作家的主体性中.     

浅谈我国权力监督原则——从其与西方权力制约原则的比较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长期以来,分权在我国被视为洪水猛兽,以为分权就会造成国家权力的四分五裂、政治的多元化,甚至会导致政局的不安、社会秩序被破坏.事实并非如此,任何一个政权在治理国家时都需要在内部实行事务分工,使其既可以履行法定的职责,又可以互相牵制.     

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三维解读

人民主体思想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之一,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一脉相承,它至少包括价值主体、动力主体、权力主体三大哲学维度。价值主体之维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动力主体之维体现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和依托,权力主体之维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本质的正确定位,三者有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人民主体性实践过程中。     

行政领导干部责任道德浅议

责任是行政领导的根本属性。行政领导干部运用权力为社会造福、为人民谋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他们的职务的基本要求。这种责任是职务责任,认真履行职务职责,勇于承担责任是对行政领导干部起码的要求。如果行政领导干部不能认真地履行他们应当履行的职责,那么他就不应该再占据行政领导的位子。行政领导干部能否认真履行行政职责和承担职务责任,不仅是一个政治态度和工作态度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因此,弄清行政领导干部的责任道德问题对于行政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权力和正确履行职责都是极其重要的。行政领导职责是指行政领导者在国家行政机…     

从三维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围绕“劳动—资本—国家”这个三维结构,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英美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化,它掠夺劳动、绑架国家,虽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却是一个“人对物的依赖”的时代;苏联式现代化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化,它束缚劳动、排斥资本,虽然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却是官僚权力垄断、死板僵化、缺少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劳动为主体的现代化,它创新国家、规范资本,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行政监督主体责、权、利相统一

行政监督主体职责不分、地位不高、利益保障不完善是行政监督效能较低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现象 ,就必须坚持监督主体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建立行政监督主体职责分明的制度 ,保障行政监督主体权力独立 ,保护行政监督主体的利益。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调动监督主体力量 ,促进廉政勤政 ,提高行政监督效能。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发展我国技术权力的路径选择

技术权力在当代已现实地相对独立地存在。具有成长过程对政治权力的依赖性、伸展性和延效性;拥有过程中的时效性和发散性,以及相对独立状态中的工具性效用等特征。发展技术权力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路径。获得和扩张技术权力的微观路径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形成系列的技术专利,而宏观路径是要通过国家的政策安排,把创新精神作为国家意志,作为科研单位、企业主体、政府部门的一致行为。     

论权力主体的多元主体性——从主体性理论的发展看权力主体观的构成

根据西方主体性理论发展的逻辑内涵,本文认为:权力的主体意识可概括为认识的主体性、实践的主体间性、权力伦理的他者性等三方面属性,而正确的权力观养成的关键就是加强三方面主体意识的培养,推动权力主体形成正确的权力观。     

民族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凝视——以贵州铜仁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为例

"凝视"是分析社会再生产中权力作用和权力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从1990年厄里提出"游客凝视"至今的30年里,学者们在旅游凝视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多向性、对象多层性、结果动态性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讨。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中,多主体的权力关系及其权力叙事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体现着多元主体在特定时期与场域当中的对抗、协商、合作,以及其权力叙事的流动性。本文通过对贵州铜仁江口县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历程的梳理,重点关注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及其权力叙事,阐释了多元的交互凝视特征,特别点明"流动性"系交互凝视的基本属性。同时,文章发现了在政府、村民、游客、规划者、媒体等显性直接主体之外,还有政策、周边项目、发展环境等构成的"周边凝视",对旅游再生产发生着间接但同样重要的影响。如何在旅游再生产中构建一个良性的主体权力共同体,将是促进旅游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主体间性哲学维度下辽宁和谐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社会的微观化缩影,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城市作为现代化文明的载体,其发展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全方位的意义。因此,城市社区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起着重大作用,城市社区治理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兴起,转变的社区治理范式强调政府权力的分散与下放,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多中心、多主体特征,要求承认参与治理的各要素的平等,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问题就此突显出来。从社区治理中意识到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将主体间性的哲学范畴应用于实践,从主体间性的维度探索辽宁和谐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路,认为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和谐有助于社区的和谐建设,从而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从权力转移到权力共享——新兴体系内国家的理性选择

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权力转移，而非建构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身份转移，能解释国家在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后，某些体系内外行为体对它采取的敌对态度。国际体系是权力体系，国家进入国际体系意味着权力的上升，改变了原有的相关权力对比和资源支配格局，造成了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国家的理性、国家间的重叠性利益能使国家采取权力政治新思维，实现权力共享，其特征是权力效力的客观外溢、权力的整合和嫁接效应。     

村庄治理：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

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主要从实体论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合作关系,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解释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对村庄治理实践进行历时性、空间性的解读,建构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治理体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权力谱系社会学本质上是探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的互动互构机制在治理层级和时空层面的渐变规律。总体来说,它具有三大理论要素,一是成分论,二是互构论,三是渐变论。成分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组合关系。互构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三种成分相互构造的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渐变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成分相互构造的模式在不同层级、不同时空相对稳定的变化规律。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清晰地辨识中国治理体制的优势及风险,并可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西方和全球的治理经验。     

奥林匹克运动会特许商品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奥林匹克运动会特许经营是以知识产权运用为核心的特殊经营模式,较传统特许经营呈现出个性化发展.根据《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等法律文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特许商品知识产权在权力主体、保护期限、保护途径及救济方式等方面极为特殊.其一,权力主体体现为权力归属的特定性与多元性,国际奥委会、国家奥委会、奥组委为特定主体,并不排除社会组织或个人;其二,权力保护期限存在永久性、长期性、短期性三种保护期限;其三,权力运用模式,较OEM等模式,商标许可方式与商标转让程序极为特殊;其四,由不同主体同时对相同知识产权实行不同地域的保护,即由国际奥委会实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奥组委同时在主办国实行知识产权国内保护,这种保护模式导致国际与国内不同纠纷救济方式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