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之乐"--宋明理学中的理想境界

按照对于“孔颜之乐”的不同理解 ,把宋明理学中的理想境界分成四种 :与天地万物同体的境界、与“理”合一的境界、“与事合一”的境界以及“性”“情”合一的境界。同时粗略地勾画出每一种境界发展的理论线索 ,从而达到对于宋明理学中的理想境界进行尝试性的梳理。     

张载与徐敬德气论哲学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哲学史上气论哲学的重要代表。“气”是张徐二人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两人都强调气的物质性、对立统一性以及不灭性。然而张载的气学具有以义理为主的“四书学”特征,更侧重于物质性;徐敬德的气学则与道家哲学关系密切,含有更多的精神成分。在理气问题上,两者都主张理是气的内在属性,都使“理”凸现出伦理的色彩,但是在理的地位问题、理与气的结合程度以及对理的具体规定方面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人的气论哲学均显示出东亚气论哲学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等特征,这既是其魅力之所在,又是中朝气论哲学发展滞后之根源。     

屈原贾谊伤心地,通人志士世相望--论湖湘经世学风源头

两宋之际,士人"多寻空言,不究实用"①,胡宏,张枝"为无经济学,万里筑幽栖"②,为救危亡入湘讲经世之学,确立湖湘经世学风,"卒开湖湘之学统"③.湖湘经世学风的确立,尽管是湖湘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阶段,但它是流而不是源.笔者以为,湖湘经世学风的源头是屈原、贾谊的经世精神及其对湘人的深刻影响.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论魏源的经世思想

魏源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进步社会思想急剧变化过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探讨其经世思想的内涵及文化背景 ,对于我们研究这位“破立并举、与时俱进”的先哲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两汉之际 ,经世思想已发展成儒学传统 ,成为历代传统知识分子积极入世、佐君教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 ,清统治者出于维护其极端专制与防范汉民族反抗的需要 ,对经世思想进行残酷的摧折 ,迫使知识分子走上一条埋头古籍的考据与整理的沉闷之路。对此 ,魏源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当口 ,与龚自珍、林则徐、徐继畲、包世臣等一批敏于时事的士大夫将视野从故纸堆转…     

张载究天人之际的太虚论

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实现了对"天人之际"的本体诠释和义理建构。张载的太虚本体论,既传承了汉儒的气化生成论,又吸收了玄学本末、佛学体用的宇宙本体论,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生生哲学。张载以"合虚与气"而建构人性论,批判佛老空无人生观,发展出合乎儒家人道之实的人性论。张载还以"太虚"的精神境界解读《礼运》,弘扬了儒家式的博爱精神。     

论张载的"中道"观

中道观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学者如朱熹、王夫之等已经注意到张载的中道观.在张载的中道观中,"太虚即气""德合阴阳"说是本体论基础,"参和"说是核心内容,中道修养则要求"两端并进"以"尽性成性","德性所知"是中道认识的核心.在天人合一、体用合一、知行合一等方面,张载中道观均可给后人以方法论启迪.     

论张载哲学思想对当代生态问题的解释力

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尤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鼓动下,我们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论述天人关系的观点汗牛充栋,张载哲学独树一帜,为我们当代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启示。他首先创立了完善缜密的以气为内容的宇宙论,天人合于一气;人是气的聚合物,人性中体现了天性,人有“继善成性”、“以仁体物”的主体性特征;人和万物都生于自然,是自然的儿女,因此提出了“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伦理思想,因而对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     

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

明清之际,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价值理念产生了激烈的冲击,在批判宋明理学和西学传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经世实学思潮。反对经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科学、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反对理学束书不观,提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学术新风尚。明清之际思想界在“复古”外衣下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文化的前导工作。     

论张载重建宗法的思想

张载是中国公元十一世纪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一位充满济世抱负的儒家学者。他的一生,孜孜以求“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了挽救内外交困的北宋王朝,张载不仅建构了理学的理论基础,还力倡恢复宗法制度以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他在北宋最早也较系统地提出了重建宗法的主张。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