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己”到“救人”:工部局早期医疗服务与城市公共医疗的起源(1854-1898)

从1870年设立兼职卫生官,到1898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现,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仅关注雇员健康到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体现出了从"救己"到"救人"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工部局的医疗服务惠及了租界内居民的健康,但其出发点和主观目的仍是"救己"。但无论如何,工部局作为城市自治管理机构,其早期医疗服务已经开始呈现近代城市公共医疗服务的特性。     

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关系的嬗变——以华人参政问题为视角

晚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的早期拟议皆由外侨或列强领事提出,其动机并非出于对中国领土主权或华人政治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谋求租界自治地位的提高和工部局行政权力的扩大.每当企图失败时,其对华人参政的态度便趋于消极,加之因华洋矛盾而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使外侨最终普遍漠视和抵拒华人的参政诉求.华人对于自身参政权利的态度则随着权利意识提高、华洋矛盾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日益积极和主动.由于无权参与租界市政事务,华人商民在渐趋复常的华洋矛盾中缺乏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化渠道,对工部局和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20世纪初,这种不满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想合流,遂有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后华人参政要求的公开提出和华洋严重冲突的发生.自此,华人参政日益成为影响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和华洋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抗战时期孤岛的社会动态

抗战时期孤岛的社会动态魏宏运上海旧称十里洋场,是外国人心目中的“冒险家乐园”。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上海沦陷,英法租界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岛。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英法租界,孤岛不复存在。孤岛这个词,不知何人首先提...     

晚清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通管理及其启示

晚清上海是近代城市交通管理的先行区,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辖区内的交通管理更是反映了这一先行过程。工部局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租界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培养了华人的规则和法制意识。     

论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的爱国性质

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爱国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人独霸租界行政、华人毫无发言权力的局面,是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 所谓华人参政,是指租界内的中国居民要求对租界事务有发言权,争取在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中有自己的代表。这场运动肇始于1905年,延续二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自来水特许权监管

通过特许权制度管理自来水业,工部局解决了三个问题:吸引私人资本以解决工部局市政建设资金不足;达成对水质、水价的监管,保障用户利益;通过界外供水条款,将界外税收和自来水界外供给捆绑在一起,使自来水经营规模的扩张内化为工部局的财税收益.特许权监管促进了租界自来水事业的稳步发展.在上海华界地方自治兴起后,工部局对自来水业的特许权监管遭遇威胁.面对竞争压力,工部局最终放弃行政垄断带来的税收利益.因规模经济属性导致的自然垄断并不可怕,有效的监管可以避免一定的效率损失,但行政垄断则会损害用户的利益进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而竞争则是维护效率的最好手段.     

试析工部局处理棚户区问题的政策

民国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上海住房建设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速度,出现房荒,城市贫民寄身于棚户区,棚户的数量不断增多。工部局一方面采取措施改善棚户区的卫生环境;一方面强行拆除棚屋。工部局并未解决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只是将他们赶出租界。     

故土与他乡:对“租界文化”的一种人类学解读——以天津原意大利租界的建筑空间为例

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近代一个租界中的建筑空间及其使用进行考察和分析,讨论一种"租界文化"建构背后的机制与状况.在社会文化的结构与能动性之间永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对于一个具体空间的"客观"物质性,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会做出截然相反的"主观"解释,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立场对文化加以建构的.就中国的租界--这样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言,伴随着人们对于种种"现代性"的渴望,呈现出的往往是一种多重的矛盾的文化"表情".     

战后国统区的煤荒与政府应对

统制经济的副作用与战时经济的后遗症,加以长期战争的并发症,导致战后初期国统区出现煤荒.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善后救济、统筹规划和燃料统配,复员煤产,缓解煤荒.由于生产、运输和分配诸环节均没得到切实保障,煤荒在短暂缓解后重新蔓延并失控,给工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近代日本英法驻屯军撤军问题探微

1863年,英法军队借"保护"居留地外国人安全之名,进驻日本横滨;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政府多次与列强商议撤军问题未果.直至1875年,英法两国"突然"主动向日方提出撤军.本文试图对英法两国从日本撤军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撤军原因等问题做一实证性的分析和考察,进而探讨外国驻军的性质与影响.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