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现代主义对“科玄论战”的消解

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基础主义、质疑科学主义、倡导多元化等主张有助于消解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分歧，更加宽容地看待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表明中西文化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和践行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应该超越偏狭的眼界，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论科玄论战中瞿秋白的辩证科技观

本文通过对本世纪初科玄论战中瞿秋白同志的科技观分析,阐明了瞿秋白同志的辩证科技观:他既批判了玄学派中过分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批判了科学派中存在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无所偏畸。     

现代性视域下的科玄论战——对论战原因及其本质的当代探讨

从现代性视角分析科玄论战原因,即从现代性的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亦即从中国现代性的"生不逢时"尴尬境地出发,不仅可以避免把论战原因直接归结为两派知识分子学术争论的浅层次观点,更有助于透过现象直接深入事件的内在本质原因探讨,使得对科玄论战原因的认识由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特殊性,使得科玄论战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信仰的重建,更是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之争.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

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中的社会理论之辩——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律之间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玄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环绕社会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划分:物质世界凝固不变,故而科学可以探寻其规律;心理状态则顷刻万变,为科学所无法企及,只能归于玄学的范畴。人的意志属于心理状态的范畴,而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预知的。这种观点否定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从感觉主义出发,否定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因此社会科学与物质科学并无性质上的差别,它们都可以用归纳方法加以研究。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一方面认同自由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对社会进程的决定作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这种观点超越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     

吴虞对儒家的批判

吴虞对儒家的批判邓星盈对儒家的批判是吴虞思想的重要内容。吴虞的批判封建专制，宣扬西学，称颂诸子文学，及其他思想，都与他对儒学的批判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联系，研究吴虞的思想，应以其对儒家的批判作为突破口。吴虞对儒家的批判是一个总题目，包括对孔子、孟子、董仲...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本质特点是其批判功能。正是这一革命性的批判功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潮的批判中,超越了旧哲学,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也正是在实践中坚持发挥这一批判功能,并且把对现实问题的回答与理论上的批判、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实现新的发展。批判功能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也是其不断发展的动力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版本、编纂与修辞:思想社会史视角下的科玄论战

在五四前后纷繁的论战中,科玄论战以其影响之广、延续时间之长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中西学战的角度外,论战的编纂层面以及由此而带出的论战文献版本与修辞特点也同样值得关注。一部文集的编目设计、页码安排以及出版过程即或是一种可供解读的文本,编者何以如是这般地进行编纂,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与立场的表达。科玄论战文原本刊载于报刊,民国报界复杂的派系纠葛、出版家社会效应与商业利益的权衡以及学人对所办刊物的鼓吹都不自觉地对论战施加了影响。本为报刊文章的科玄论战文编纂成册后仍保留了报刊文章的若干特点,论战中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正是由这一载体的特性决定的。     

试论卢卡奇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卢卡奇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在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但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却恰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因对黑格尔的扬弃而获得的这种革命性。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貌似客观实则完全脱离了实践的认识方法 ,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看作是决定一切的东西 ,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和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 ,从而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卢卡奇从科学主义、庸俗经济决定论和新康德主义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批判。     

“科玄论战”的客观结果：科学与哲学的互融

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论战双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往复辩论中,科学成就了一种玄学的态度,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哲学也使用了科学方法、贯彻了科学精神。结果不仅没有导致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必然地实现了科学哲学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双向互动。科学与哲学的渗透和融合存在现实的基础,有其必然的合法性。     

“儒家伦理新批判”的贫困

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是基于个人经历和主观感受,出于对儒家义理的隔膜和对苏格拉底的严重误读,而采用一种简单的文化模式的比较而做出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就其方法论而言,＂新批判＂不过是沿袭了＂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方式,并无新意;就其实质而言,由于＂新批判＂缺乏对儒家义理本身的研究,从而愈显贫乏和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