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是继承康德伦理学的传统,在自由个体的基础上,通过交往对话有效性条件的预设确证了现代多元社会的普遍伦理,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立足于此,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是要通过交往对话来求得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而是要为一切能达成有效的、正义(公正)的交往对话提供普遍性基础。互主体性确实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但不是它的核心基础;人的绝对自由、个体的自律才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商谈伦理的普遍性。     

论哈贝马斯的"实践话语"理论

哈贝马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出发引出了他的"话语"理论,并基于实践与技术的区分强调了话语的实践性质,提出了"实践话语"的观念。在这种实践话语中,话语参与者以语言为媒介,针对共同生活世界中的公共议题,为了论证规范的有效性而进行提议、批判、争论和证明,从而达成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合理共识。这样,在公共领域中,他所提出的这种实践话语理论就将伦理话语、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这三个维度内在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成为多元的价值主体之间形成合理政治共识的一种可能路径。     

从宽容走向团结——探求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及实现的可能途径

在当代西方的文化论争中,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普遍的共识。赫勒的三种文化概念,即高级文化概念、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和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可以被借用来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途径进行探究。由此导致的结论是:只有从宽容走向团结,从对差异的承认走向与他者真正的对话与交流,才能避免将差异理解成无差别的多元主义,也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     

哈贝马斯对罗尔斯事实与价值关系二元论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欧陆哲学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围绕正义问题展开了关于事实与价值、共识与真理关系问题的论战。哈贝马斯反对罗尔斯将事实与价值、正义与真理分离以及认为正义、共识离开真理而自由独立的二元论观点,坚持事实与价值、正义与真理的一元论,体现了他要重建被后现代哲学所消解了的理性信念,以及重建人类理性生活和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努力。     

正义的边界

戈-佐·丹(Kok-Chor Tan)注意到,近些年来自由主义者不断对世界主义观点进行批评.在《正义无边界: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书中,丹为世界主义全球正义观作了辩护,他的方法是证明他的世界主义正义观与人们之间的"特殊联系和承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如果存在,是一种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正义与善的整合

康德的形式伦理学强调义务的纯粹性,义务论关注正义原则,确保对个体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但排除了一切经验质料,只剩下意志对一般法则的普遍遵从,且以单子式的孤立的心灵中检验行动的准则能否获得普遍性。黑格尔反对正义的抽象普遍性,以伦理理念的自身运动来实现正义与具体的善的结合,但伦理整体性的在先原则又存在压制正义之嫌。商谈伦理学继承黑格尔的志向反对抽象的正义,同时在确保正义优先性的前提下把正义和善结合起来。     

普遍性还是多元性——托马斯·麦卡锡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批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对公共领域的设想太具有普遍主义的色彩。麦卡锡通过对哈贝马斯道德和价值的二元区分,对他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区分进行了批评。但是,哈贝马斯依然坚持公共性的普遍主义的属性,这是由于哈贝马斯犯了其所批评的意识哲学的错误所引起的。     

批判理性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评现代性问题上哈贝马斯与福柯的对立

本文认为 ,哈贝马斯与福柯对现代性的态度形成了水火之势。对福柯来说 ,语言的交往是哈贝马斯的“倾向于互相理解”的反题 ,语言以“散布的方式”而存在 ,决定了要想使语言形式化 ,就必须脱去具体内容并只让那些有效的话语形式出现。由于哈氏话语伦理所具有的“认知主义”、“总体化”的倾向 ,这里存在着难以察觉的“权利”微妙操作 ,隐藏着“认知意志”的自负。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构想虽有意义 ,但由于缺乏存在论的分析 ,因而 ,并没有真正克服“方法论的唯我主义”。     

马克思评资本主义分配的正义性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是其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法理学等学科视角来评述资本主义分配的正义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合乎经济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是正义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资本主义分配是非正义的;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具有片面性、虚伪性,自由、平等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尽管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但从辩证逻辑上看,其理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那种认为马克思拒斥分配正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选择——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出发

由于现代性的多维度性,对现代性的讨论可以采用不同的话语形式。哈贝马斯区分了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美学话语、哲学话语等话语形式,虽然他对美学现代性持一定的认同态度,但是其对现代性的考察仍然固守在主体理性的维度上,通过改造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传统挽救现代社会的规范形式。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三种话语形式的区分,及其从主体理性出发对现代社会规范形式的挽救中,我们可以得出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选择。现代性的多维度性决定了现代性研究不能采取"本质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方法,而应采取"视角主义"的方法。     

摆脱技术困境之路——埃吕尔技术哲学思想简析

埃吕尔认为,我们目前的社会已变为技术社会.技术主要不是物质手段,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控制事物和人的理性方法,现代技术最根本的特性是它的自主性.他希望创立一种非力量伦理学,以便对技术实践划出明确的范围.但是,由于埃吕尔错误地夸大了技术的力量,把技术看做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真正找到一条摆脱技术困境的出路.     

论中国公共行政伦理的核心任务 ——从"距离悖论"的中国式表现说起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现代发展形式之一,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前沿,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本期所刊发的四篇文章是国内青年学者近期在应用伦理学的不同领域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与分配正义》一文重申了分配与生产、交换的同等地位,从社会伦理的角度阐述了分配正义与合理市场经济秩序构建的问题。《论环境伦理学中的整体主义》一文则围绕环境保护的道德责任归属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虽然都有其历史渊源,并且可以部分地解决环境伦理的规范问题,但都缺乏内在的自洽性,这就暴露了环境伦理学作为学科之不成熟性的事实。《论中国公共行政伦理的核心任务》一文探讨了公共行政的一般特性以及在中国的特殊问题,从而揭示了中国公共行政建设的重点所在。《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一文考察了全球化视阈下的宗教的新变化,特别是信仰伦理成分的加重使它在今日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市场经济与分配正义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现代发展形式之一,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前沿,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本期所刊发的四篇文章是国内青年学者近期在应用伦理学的不同领域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与分配正义》一文重申了分配与生产、交换的同等地位,从社会伦理的角度阐述了分配正义与合理市场经济秩序构建的问题。《论环境伦理学中的整体主义》一文则围绕环境保护的道德责任归属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虽然都有其历史渊源,并且可以部分地解决环境伦理的规范问题,但都缺乏内在的自洽性,这就暴露了环境伦理学作为学科之不成熟性的事实。《论中国公共行政伦理的核心任务》一文探讨了公共行政的一般特性以及在中国的特殊问题,从而揭示了中国公共行政建设的重点所在。《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一文考察了全球化视阈下的宗教的新变化,特别是信仰伦理成分的加重使它在今日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理性批判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从《理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利奥塔以及梅莱尼·克莱恩的理性观》中看现代与后现代理性观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理性批判都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但得出的理论结论却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致力于理性重建,强调共识;利奥塔则致力于理性的拒斥,强调分歧。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交锋看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这是误解,因为他们都不认为权利和正义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公民的民主参与、对话、讨论所产生的.所以他们应当被归类为共和主义者.但是,我认为目的论共和主义立场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程序论共和主义要更为合理,因为它把价值、善、社会目标、情感等等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即使缺乏程序共和主义所看重的理性的和谐一致,道德的观点也还是可以存在,当然,道德的涵义与合理性的涵义都随之而不同.     

事实性与有效性:现代法律的重建及其方法--哈贝马斯的法学方法论初探

重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是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目标.为此,他首先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然后通过普遍语用学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商谈论与法律理论联结起来.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区分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他基于法律中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主张引入商谈论来调和这种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法律有效性理论.     

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的变革及发展

从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到里斯的最密切联系说,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经历不少变革和发展—从传统的强调普遍主义、追求形式正义到现代的强调个案公正、追求实质正义。本文立足于这些变革,分析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并阐述了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法律选择方法的新发展,以真正寻求法律选择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和谐统一,追求法律秩序与正义价值的平衡。     

从多元到一体——由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分歧谈起

在哈贝马斯与罗尔斯这场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中 ,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罗尔斯那里 ,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 ,因为他预设一种中性的、无差别的前提。本文认为 ,只有通过贯穿于普遍语用学方案中的商谈原则 ,我们才能把现实性与理想性 ,多元化与一体化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倾向于哈贝马斯方案的原因     

重置理性的路标: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之维

哈贝马斯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来看待现代性问题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 ,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方面指向社会现实层面 ,另一个方面指向思想层面。就前者而言 ,他批判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 ,主张以交往理性来改造被扭曲的现实生活世界 ,以此解除现代性困境 ;就后者而言 ,他反思了自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家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方式 ,主张在破除意识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引入互主体性的交往理性原则来思考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话语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又有它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