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公共部门创新中政府的元治理职能——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政府创新或公共部门创新中,政府行使元治理职能是不可或缺的。根据协作-互动治理理论,政府在一般公共治理中行使四种基础性元治理职能,包括制度设计、框架确立、过程管理和决策主导。面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在推动公共创新中需要特别关注三大特殊目标,包括（1）引入不同背景、资源和观点的参与者;（2）引导多方行动者接受创造性破坏,鼓励他们投入资源并承担创新风险;以及（3）支持公共创新的跨界扩散和传播,进一步实现其公共价值。因此,在公共创新中,政府必须采取六种互补型的元治理行动,包括建立框架、确立愿景、管理互动、资源动员、直接参与和对外联络。中国政府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理念以及政府创新实践,为公共创新理论前沿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治理异化：农村发展内卷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投资低效益”的内卷困境。华北燕城村项目进村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无用、不实用,不及时、不落实,不适用、不科学,有前劲无后劲”等问题,使得大量的投入低效运转,造成资源浪费。农村发展中的低效内卷困境,说到底其实是治理的低效困境。治理的低效只是表象,治理的异化才是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暗力量”。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方式、治理目标的异化反映了乡村治理所依托的微观政治社会系统内部的病症,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一个基于体系分析的解释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主要由价值分体系、规则分体系、组织分体系、方法分体系、评价分体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根本基础。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具有人本性、开放性、能动性、科学性、系统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体系改进的重点是要加强对体系的元治理,推动智慧驱动型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对"输入—输出"模式的管理能力。     

公司治理、国家退出及其约束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解释框架

国有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国有商业银行难以实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银行的国家控制是国家从银行退出的逻辑起点,以注资和消弭不良贷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退出约束的弱化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前期改革,而目前以股份制改造、公开上市为主要内容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注资、不良贷款消弭的必然结果.随着国家的逐步退出,国有商业银行也将逐步过渡为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管理和规范一般意义商业银行的制度安排的建立和重构,就构成了下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内在动机与组织的形式——关于组织形式形成的一个理论解释

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组织,比如营利性组织或者非营利性组织.这些不同形式的组织有时候服务于不同的目标,有时候却服务于相同的目标.要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组织的出现,就要从个体的内在动机出发,区分出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内在动机是如何决定组织形式的.结论认为,组织形式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为了利用不同的治理机制来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也是出于有效利用不同类型代理人的内在动机.     

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可能:一个组织社会学的解释框架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探讨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可能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借助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从效率与合法性两个维度构建一个组织动员的分析框架,并运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事实印证该框架的可适性。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质是一场组织化的集体行动,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疫情防控的有效组织动员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离不开特定的技术环境的支撑和制度环境的约束,前者指向效率标准,后者指向合法性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在疫情防控中要以"抢时间、高投入、全民参与"作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标准,以"政治任务、大局意识、生命至上"作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合法性机制。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在中国成为可能的理解,也有助于回击当前某些西方国家就中国疫情防控及其成效所给予的"污名化""去中国化"言论攻击与恶意解读。     

农地纠纷中的乡村权力与权威——对一起农地纠纷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例的调查分析,认为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缺失是当下农地纠纷频发的基础性宏观体制根源.因此,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应该把出发点放在重构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上,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断出现的农地纠纷,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执政与施政——执政党双重功能的一个理解框架

从治理体系视角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并非政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是在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格局下寻找提高其公共治理效果的方式。伴随历史社会的发展,执政党的行为可概括为执政和施政两种基本功能,这两种功能在价值诉求、作用领域、主体关系和实现方式上均有所区别,执政角色的获得方式跟施政效果并没有必然联系,施政效果取决于执政党在治理过程中与政府关系的设计。执政党要获得良善的施政成效,需要平衡执政和施政两种角色的关系,构建面向公共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公共性的追求中改进合法性状况。因此,执政与施政关系的理论阐释,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根本议题。     

理念—行为—绩效:一个分析框架——兼对山东青州南张楼村的案例分析

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构建了理念影响行动进而影响绩效的分析框架,指出个体理念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都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个体绩效和集体绩效,个体理念通过政治机制加总形成集体理念也会对集体绩效产生影响。理念所产生的绩效会对其接受和传播起重要作用。山东青州南张楼村通过以"城乡等值化"为核心理念的巴伐利亚试验推动了村庄的发展和就地城镇化或村镇化的实现。南张楼村的巴伐利亚试验有四个方面的理念影响了村干部和村民的行为,包括城乡等值化、认真制定并严格执行规划、较真精神、环境保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可能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进入城镇,"城乡等值化"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统筹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也应当作为一种理念指导政策制定,从而在不可能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实现"城乡等值化"发展。同时,"理念—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既可以用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理念下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为未来中国落后地区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即通过学习等实现理念更新。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乡村调解与治理——一个法律人类学的分析

本文基于法律人类学分析方法,考察了当代中国农村的调解现状,以此揭示乡土社会中的治理秩序、权力-权利关系和制度、权力、文化结构的变迁,探索农村纠纷解决和基层治理的经验与挑战,指出法律赋能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可能路径,从而力图为中国当下的宪政理论提供必要的方法论补充.     

论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谈起

行政职能即政府职能，是政府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履行的职责和所起的作用，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大职能中，行政职能的实现是对国家社会管理功能的最重要体现。（一）中国行政职能的现状分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逐步告别计划经济时代，开始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遇到了诸多问题。１．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对经济建设造成的影响。首先，在传统计划经济中，行政决策集中，组织体系封闭，市场机制无法对资源配置起到调节作用。计划部门和行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