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合作及其路径研究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振兴,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是其共同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挑战,放任生态环境恶化,必将阻碍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亟待加强生态合作。生态合作是沿线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需要,要加强气候领域的合作,建立政策响应机制,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加强绿色能源合作,优化能源生产布局和消费结构,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开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为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绿色技术融资、技术制度管理、技术能力建设、技术知识产权等层面同向发力。沿线国家生态合作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结构转型与环境保护制度、内部结构优化与外部发展掣肘之间的矛盾,由此构建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环境协调机构、推动国际绿色标准制定等,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路径。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程中的环境效应分析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精准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SDGs的实现进程对区域环境足迹的影响，可为加快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土地、碳、氮、磷足迹的总量和人均量均呈先增长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全球供应链中是虚拟水和土地与隐含碳、氮和磷的出口者。对环境足迹产生协同效应的SDGs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而对环境足迹产生权衡效应的SDGs，则要防范其实现进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此外，对于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显著权衡的SDGs指标，应尽可能规避他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本国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反之，则可作为未来区域合作治理的重点方向。     

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区域深度合作的宏伟构想，能源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国际能源合作正在向纵深、宽广、可持续和高质量的方向推进，但国际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则面临着能源高消耗高污染、能源体系不明确、能源合作模式缺乏创新、能源链单一分散等困境。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以完善绿色低碳机制、提高能源合作标准、营造多元共生机制、构建供需互补体系和建立供应链联盟为实现路径，探索更多的能源合作新机遇，为国际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机制创新奠定基础。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跨境物流协作 ——基于物流绩效指数(LPI)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的便利性受各国之间物流协作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LPI）,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与沿线东南亚9个国家的物流绩效指数,利用Matlab分析工具的K means聚类分析法、SPSS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物流绩效水平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较高,东南亚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与中国差异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海关效率低等问题影响着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物流协作效率;为了改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跨境物流协作中存在的短板,建议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加强云南、广西等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省份的对外经济合作与开放,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确保投资资金及时到位,设立自由贸易区来提高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构建物流大数据信息平台和智能交通系统等,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跨境物流环境。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历史成就、现实挑战和未来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迈过十年征程。十年间,“一带一路”合作务实推进,实现全面发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互联互通网络构建、深化经贸合作以及加强资金融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一带一路”倡议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波动较大,地区安全问题严峻,规则协调整合水平仍需提高,以及“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话语权构建不足等问题,形成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提升融资风险规避掌控能力,建立完善投资监管、财政、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以及法律风险评估机制,推进绿色规则标准体系对接,在“一带一路”环境治理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机遇,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国际领导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社会政策框架研究

为展示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上的立场,指导和管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社会事项,通过政策对比、案例分析和专家讨论等方法,研究制定一套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契合“一带一路”国家主体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的环境社会政策框架非常必要。政策框架提出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秉承的可持续发展、风险防范、国际接轨、平等协商、成果共享、信息公开等原则,覆盖了自然资源节约与污染防治、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健康和劳工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征地拆迁与非自愿移民安置、促进当地发展、保护弱势群体、环境社会责任体系等要素。为推行“一带一路”环境社会政策框架,中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参与方既有各自的定位和作用,也应相互协作,共同发力。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而受到了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选取201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整体特征及演变趋势,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广义矩估计法实证研究了营商环境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人均GDP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开办企业、办理破产、获得电力供应和跨境贸易等有关政府经济规制程序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其他细分指标如建筑审批时间、获得贷款、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财产注册甚至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总体上,沿线国家应当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根据营商环境具体指标的要求逐步改善本国的营商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利用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开发的出口潜力地图数据库,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规模和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出口潜力巨大,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国家和产品结构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潜力最大,出口潜力排名前列国家具有相对集中特征,电子和电气设备是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研究还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面临着地缘政治、汇率、经营合规、物流和法律等诸多风险,各级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和外贸企业需要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机遇,有效落实出口促进策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防范出口风险,维护出口利益。     

人力资本积累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经典描述。民生问题连着国运，国运昌盛的重要指标是看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为此，从以下角度阐述了几个问题：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国民素质问题；提高素质、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是积累人力资本；改善民生必须先改进“民质”，积累人力资本必须优先发展教育。指出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更是攸关国家兴衰的政治问题，必须加以重视。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革命的到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53家上市公司数据以及64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分析中国新型数字设施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及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机理有所差异。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进口贸易中的影响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则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中国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既要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又要优化出口结构布局,通过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促进双方贸易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物流效率测量研究

为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物流活动的有效性,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5个国家为样本,以世界银行公布的2010～2018年物流绩效指数为样本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物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动态评价。研究认为,从整体来看,15个沿线国家的整体物流效率水平发展不稳定,技术进步效率普遍偏低,综合效率的增减态势与物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从国别差异分析来看,结合历年LPI排名和物流效率值,将15个沿线国家按照物流绩效水平较高较低和全要素生产率态势较好较差划分为4个类别,得出每个类别国家的物流效率波动成因和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为改善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物流发展水平,应打造高效海关系统、强化与沿线国家的政策交流、充分发挥投资和技术支持的优势、加强国家之间的物流信息化合作等,提升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满意度和物流效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国际交往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体现了理论与现实深度融合。目前，“一带一路”已进入换挡提速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必须深入理解其科学内涵:“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生产力进步为推动力，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并通过文化交流合作营造良好外部保障环境。新形势下，“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仍面临非传统安全因素导致部分项目进展缓慢、部分项目系统性谋划不足影响建设效率、尚未得到全面理解而遭遇一定阻力等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凝聚沿线国家的共识，通过以下路径，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参与多边合作，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规范合作机制，切实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做好对外传播，创设良好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