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外貌、装备的文化解读

三国蜀汉战将关羽，被后世尊为关公、关帝、关圣人，成为朝廷和民众上下两个阶层都竞相崇拜的偶像。作为这样的传奇人物，自然有与众不同的传奇外貌。红脸、美髯、丹凤眼、卧蚕眉；加上非同寻常的装备：青龙偃月刀、赤兔马，就构成了关公作为传奇人物的外化特征。在这非常人所有的特征中，到底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本文尝试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在这些特征背后蕴藏着的文化含义，初步探讨关羽如何由人变成神的第一步。     

毛泽东心目中的关羽形象研究

毛泽东心目中的关羽,既有义、智、忠、勇等高大形象,也有孤傲自大、不懂统一战线、大意等负面形象。毛泽东认为关羽的高大形象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毛泽东心目中的关羽形象,主要不是基于史实而是基于演义,是掺和了正史与野史中有关关羽的记载。他以说明问题为主要目的,并未纠缠于史料的真伪。     

关羽形象悲剧美初探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一个颇具影响的艺术形象,长期以来,围绕这个形象的思想意义,曾经有过充分的讨论,但这个形象本身的美学意义,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试图对关羽形象的悲剧美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以期说明关羽形象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我们把杂剧、评话中的关羽形象和小说中的关羽形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虽然杂剧中的个别关于关羽的剧作曾经点染过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但总的来说,杂剧和评话中的关羽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而小说中的关羽则是一位悲剧式的英雄。罗贯中塑造关羽形象的     

论关羽形象的演化

《三国志演义》的关羽形象所蕴涵的文化和美学内涵异常丰富。这既是作者对创作素材　　取舍、整合与再造的结晶,也是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这需要从关羽形象演化史中去探究。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个有着忠义品德、武勇才能和刚傲禀性的名将奇人,同时,其思想性格中也有一些难下断语的复杂因素。《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故事有一半与史载大体相符,而在道德、才能等层次又有所丰富和强化。在元杂剧家的笔下,关羽成了汉民族的象征,其果敢刚毅、勇猛顽强、斩钉截铁、宁折不弯等性格特征,充分体现出令人仰慕的阳刚之美。罗贯中融合了在关羽形象中凝聚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精华,最终将关羽形象熔铸成了忠义的楷模,武勇的化身,意志和力量的代表,寄托着士人与大众的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     

关羽、“关圣”及其艺术形象

关羽,可以说是过去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从《三国志》及其它史籍记载中,人们知道他是三国时期的一员猛将。从遍布各地的“关帝庙”中,人们又知道他是一个光耀尘凡的“武圣人”。从文艺作品及舞台上,人们更知道他是一个红脸美髯的英雄。即是说事实上存在着历史人物、被神化了的和艺术形象的三个关羽。今天历史研究和文艺研究对这三个美羽,应该具有不同的任务与要求:对于历史上的关羽,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给予正确的评价;对于武圣人关羽,则应揭示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进行恰当的批判;对于关羽的艺术形象,就必须具体分析,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予以批判继承。本文就是从这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历史上的关羽其人     

从《三国演义》版本流变论关公崇拜

本文将元代和清代两种<三国演义>版本中关羽形象描写、故事构成加以比较,发现其与作者的审美需求和社会背景有关.自罗贯中后,多种刻本并行,清初毛宗岗父子对李卓吾评本进行全面整理,成为一种流行于世的全新本.其中关羽已成为大众认可的忠义、武勇的最高典范,受到人们的崇拜.经沈伯俊先生校理后的毛本,错误更少、日臻完善,是当今人们喜爱的流行本.元代版本虽然粗糙,但它是民间艺人说话的底本,并且在元杂剧和民间文学相互影响下,刻划出关羽最早的形象,为罗贯中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素材.     

民间传说中关羽形象塑成探析

民间传说中的关羽形象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符号,包容了更深刻和丰富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文章主要关注关羽形象在民间传说中的造型及其与文学、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的女性形象书写

元杂剧是元代戏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其中爱情婚姻戏数量最多，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鲜明，个性突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剧本继承了文学抒写爱情婚姻的传统，其女性形象书写的成功，得益于元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大量文人投入杂剧创作的结果，承载了元代文人仕途和婚姻的幻想。这些爱情婚姻戏中的女性形象符合女性善良、勤劳、包容的传统理念，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塑造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明清戏曲发展重要影响。     

读“败走麦城”

我们如果想全面地理解《三国演义》里的关羽的形象,就不能只注意他的“过五关、斩六将”那类赫赫武功,也应该研究一下他最后是怎么“败走麦城”的。以《关云长败走麦城》(第七十六回)为中心的这段故事,在这部作品里共计有五回书,从第七十三回至第七十七回,写的是“英雄”的惨败。是关羽奉命从江陵北上,和曹魏集团争夺襄樊一带,在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声中,一旦风云突变,荆州失守,迫使他不得不退保麦城,夜走临沮,终于为孙吴集团的将领所俘获的经过。这一失败,不但关羽个人丧失了性命,刘蜀集团失掉了荆州,而且导致嗣后“彝陵之战”刘备的再败,给这一集团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也给整个三国对峙之局,带来了新的变化。关羽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惨败呢?《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受前代口头文学“尊刘抑曹”的传统的影响,对关羽抱着歌颂的态度,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近实地反映了他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揭露了他的失败的必然性。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清代黔灵山诗文中赤松法师形象略疏

赤松法师是清代贵州著名佛教僧人,现存围绕黔灵山展开的诗文创作中对其形象多有描述.概括而言这些诗文中的赤松法师是一位立志苦行的修道者,是遍参大德的求法者,是筚路蓝缕的开山者,是讲求方便的弘法者,同时也是一片婆心的教化者.     

唐德宗君臣与关羽崇拜

唐德宗在建中三年接受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以关羽配享姜尚;建中年间郢州刺史郎士元游关羽祠,表达了对关羽的钦敬。贞元元年平叛元戎李晟夜梦关羽请求助战;而贞元二年曾任宰相的刑部尚书关播奏请罢祀关羽等诸将;贞元十八年荆南节度使裴均令地方重修玉泉山关羽庙并命董侹撰文。这些事件的汇合使得唐德宗君臣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关羽崇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帝王崇拜关羽的系列中,唐德宗无疑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西藏寺庙建筑平面形制的发展演变

寺庙建筑在西藏地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以平面形制为出发点,探讨了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发展历程。萌芽期主要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由大唐和尼泊尔同时传入藏地,寺庙建筑作为外来建筑形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受到了来自汉地、印度和尼泊尔等佛教文化发达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此时的寺庙建筑平面形式以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为主;发展期主要是后弘期开始的前四五百年时间,随着佛教文化与藏地文化的融合,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雏形,就是“前堂后殿”和“前堂侧殿”形式的出现;伴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寺庙形式趋于成熟定型,三段式的平面布局,“前堂后殿”式成为平面形制的主流。     

唐代佛寺所在考异二则

李芳民先生《唐五代佛寺辑考》附录"所在待考佛寺"中列有皎然诗中的"报德寺"和《唐鍪藏寺碑》中的"鍪藏寺"。其实皎然诗题中"报德寺"所在有两处:其一为唐淮安郡枣阳县,今属湖北省襄樊市枣阳县境;其二为唐润州上元县,今属南京市白下区内。而"鍪藏寺"即为古新罗国鍪藏寺,所在即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暗谷洞山。     

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

藏传佛教在形成后,开始了向外的传播,青海是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域,在元王朝的大力推崇下,藏传佛教在青海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地域上,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都具有不平衡性,本文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时空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