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之中国人形象研究述论

美国电影的中国人形象研究有三种态度:对抗式解读,如“妖魔化”、“威胁论”、“误读论”等;反思性解读,承认文化差异和现状,用反思的心态去理解“中国人形象”;乐观式解读,用充分的文化自信心理去感受中国人国际形象的提升.这些解读呈现出三个特点:20世纪电影文本成为美国电影之中国形象研究的主流;研究内容和方法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研究成果体现了抵制和反思两种倾向.审视过去的研究,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对21世纪的电影文本注意不够;强调文化冲突忽略文化融合;对西方理论的应用不够中国化.     

对夏娃与玛利亚两位宗教女性形象家庭角色的还原

夏娃和玛利亚作为《圣经》中典型的宗教女性形象,其背后负载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从二者形象的转变上看,由夏娃到玛利亚经历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从欠缺的女性角色到丰富的女性角色的转变,从宗教对女性的否定态度到宗教对母性的肯定态度的转变。这三种转变一方面体现出宗教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体现着人类共同意识的一步步形成。     

全球化时代西藏题材电影形象研究

在国际传播视域下,西藏题材电影面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境遇:一方面是展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进行西藏的"独立国想象"和妖魔化中国的重要战场。尽管近年来中国也有不少影片表现西藏主题,然而面对以好莱坞为代表传奇性叙事方式的欧美电影,中国表现西藏题材的电影难以跻身于全球文化市场。本文既批判欧美电影在表现西藏形象方面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又审视中国西藏题材电影在表现西藏形象中还存在的"东方人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为通过电影艺术建构客观、真实的西藏形象提供了叙事策略。     

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态度资源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错综复杂。作者自建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语料库,并基于Fairclough三维分析框架,用James Martin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梳理语料库文本,分析其中态度词汇的评价意义分布特征,研判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态度趋势。研究发现: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态度褒贬不一,其中消极评价话语偏多。这种他塑的中国形象建构与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关注,以及新闻传播者的价值观念、话语角色认知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官媒及自媒体有必要提升对外传播效能,关注新闻受众的阅读态度,从而有效展示中国的积极形象。     

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的调查分析——以三峡库区青年为表述对象

当代中国新农村人的政治意识正经历从盲从封闭到理性开放的转变,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三峡库区（夷陵）青年在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任等方面的问卷调查,在总体上反映新农村人在政治意识上对主流保持基本的认同。但社会的急剧转型客观上可能会导致新农村人政治意识＂去主流化＂。应对方略在于实现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现代化与乡村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一。应以组织、教育、大众媒介、文化公共品、城乡流动五个方面作为乡村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径,并据此重建新农村人的主流政治意识,养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性政治意识。     

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中国当代女性电影思潮的流变、意义及悖论

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电影完成了一个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从成长的神话到生存的寓言,从差异性的苦恼到差异性的维护,从电影主题的女性自觉到电影语言的女性自觉,从造型表现主义到静观写实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一方面是女性意识日益深化并世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初步建立。女性电影的生成不仅仅是一个基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基于民族/阶级/代际政治的影像建构,在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对于性别政治的突出,往往成为主流文化遮蔽其他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女性电影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中也是一个共谋的角色。     

电影《大地》与“中国形象”

鸦片战争以降,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运渐恶化。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形象”却产生了重大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作品《大地》及由其改编的同名电影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分析电影《大地》中所体现的正面为主的“中国形象”,以及这一积极形象背后的历史、社会成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华人文化认同变迁:从“隔离”到“融合”——基于《华美周刊》《华美周报》文本分析

移民报刊在移民群体文化认同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华人报刊《华美周刊》与《华美周报》为文本比较对象,通过对两份报刊相关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关系、华人群体与祖籍国及其文化之间关系的报道分析,揭示了这一时期美国华人文化认同从"隔离"到"融合"的转变。研究表明,移民群体认同构建不纯粹是文化性的,也是该群体对主流社会对其边缘化程度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反应。     

“小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及其“话语”研究的当下意义

文学领域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研究;二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研究;三是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平台,从研究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文学形象研究占据主流;从研究态度上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作品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态度还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态度都有一个由贬斥到褒扬的转变,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逐渐推进之势。由此,对＂小资产阶级＂相关命题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转变及其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国国家形象变的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的传播、塑造与国际主流媒体(主要指西方媒体)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媒体如何报道.国内专家对国家形象的概念有诸多阐释,其核心是国家形象的三个层次内涵:一是国家客观形象,即一个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内在支撑的实然状态;二是国家虚拟形象,即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国家形象;三是公众认知形象,即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通过媒介传播所获得的对国家各种活动及其成果的看法和认定.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报道视角的变换,从长期轻视、俯视、粗略、宏观的视角转变为平视和微观的视角.西方主流媒体的具体案例展现了对中国国家形象报道视角变化的过程,其根本缘由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塑造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要学会用立体多维的传媒手段构建中国形象,尤其要重视网络对于中国形象塑造的作用;其次,我们要尝试建立全球性媒体,建构自身的话语权;第三,我们必须与西方国家的传媒人士、学者等意见领袖加强交流;第四,我们要学会用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公不实报道.     

“文本”间修辞移植的文化体例——析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

该文从文学文本入手,探讨经过修辞移植后的电影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笔者以莫言的小说为例,分析了文学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表现。从小说《白狗秋千架》到电影《暖》两种文本间成功的修辞移植,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大众文化语境对文本修辞的影响和作用。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两种异质的批判逻辑：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演进

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宗旨。但国内外肯定马克思文化批判逻辑存在的学者总是囿于青年马克思的视角，这种理解看似肯定了马克思，实质误解了其文化批判逻辑的根本性质．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文本中存在前后两种异质的文化批判逻辑：一是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性质的，是不成熟的；一是1845年哲学变革之后逐渐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本文从文本出发梳理出属于马克思本真的文化批判线索，并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透视两种文化批判的方法论特质与效应，以期对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维度做出厘清。     

严歌苓小说中的电影元素

严歌苓的小说与电影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创作生涯从剧本开始,之后的小说又屡次被搬上银幕并屡获大奖。本文将结合她的小说文本,从特写镜头、蒙太奇、视听化对白及色彩感这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共通之处,进而揭示电影元素的介入对其小说艺术魅力的潜在影响;同时也挖掘了严歌苓在小说创作与电影艺术之间进行沟通的现实意义。     

中国影视业在亚洲影视业新格局中的文化定位及其历史使命

亚洲电影电视正在崛起,亚洲影视业新格局在不断变化,中国应该发挥文化优势,进一步进行影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力争在亚洲影视业新格局中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我国影视业的文化定位。我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影视类型多种多样,发展潜力应该超过其他亚洲国家。亚洲一些国家与欧美合作,制作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合拍片,这对我国影视业的发展是一个促进。我们在合拍片中既应与国际接轨,又应保持民族特色,这是我国影视业的历史使命。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美国电影的态度

尽管美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城市市民喜爱美国电影,但是从进步知识界和电影界的普遍文化立场看,中国电影人对绝大多数美国商业电影采取了抵制和批判的态度,这反映了中国电影知识分子在明确的民族情感下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本土立场和清醒的文化理性精神。通过舆论这种民族情感和本土立场也在广大民众中逐渐蔓延。     

作为镜鉴:从20世纪40年代《申报》广告看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关系

对《申报》电影广告的一种特殊检视可以发现,20世纪40年代的市场竞争催生了大量国产商业类型电影的拍摄和放映,《申报》广告信息表明,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与美国电影在首轮院线同步放映的国产大片,它们的放映时间、总场次和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并不比外国电影逊色。言情、侦探、恐怖、艳情、古装、武侠等类型成为上海电影市场的主控形态。中国电影人在和美国电影的对话过程中清理了自身的类型传统,进而发掘自己的类型电影优势。中国电影自古典时期开始便从未间断过的商业电影传统,为电影艺术的每一次进步提供着各种条件。     

当代欧陆与英美文论界视野中的尤里·洛特曼——尤里·洛特曼的文学文本理论之跨文化旅行

当代文论是在跨学科之中发育的,是在跨文化之中旅行的。尤里.洛特曼的文学文本理论之跨国界跨文化的传播与解读,——(德)卡尔·艾梅马歇尔、(荷兰)杜威·佛克马、(法)让-伊夫·塔迪埃、(意大利)翁伯特·埃科这些欧陆学者对洛特曼文学文本理论的诠释、苏珊·范·齐尔、安·舒克曼、特里·伊格尔顿、拉曼·塞尔登这些英美学者对洛特曼文学文本理论的诠释,可谓当代苏联文论之跨文化旅行的一道亮丽风景。洛特曼之文学作品建构于"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之互动共生"的"内外互生"理论,与埃科之"开放的艺术作品"理论,与伊瑟尔之"具有召唤结构的文学文本""具有艺术极与审美极的文学作品"理论,与巴尔特之"由作品走向文本""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理论,与克里斯特瓦的"现象文本"与"基因文本""具有生产性的文本"理论一样,共同参与了当代国外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理论的革新,参与了当代"文学"概念的更新与当代文学研究视界的刷新。     

文本与历史的交融——《黑暗的心》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的再现

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强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认为文学可以传达历史真实,具有认知功能。康拉德《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暴力之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了话语建构,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这表现了康拉德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证明了对于历史真实进行文学再现的可能性,彰显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张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