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觉的男性身体”——论霍加特的文化批评

“身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识字的用途》中的重要隐喻。理查德·霍加特通过这一隐喻描述了二战后英国社会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传统文化的腐蚀以及通过奖学金男孩“有感觉的男性身体”所实现的文化反抗。“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复合了更为古老的“身体”:它扬弃了利维斯文学批评中的“感觉”话语,整合了奥威尔登左派批评传统对“身体”的再现。作为三种身体形态之一,“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囊括并超越了大众文化被性化、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体和永恒的母性身体,体现了变化—拒绝变化的二律背反;它既是社会瘀伤的症候,又通过特有的感觉能力为治愈社会提供了药方。     

试论罗斯金的文化观

认为罗斯金"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的说法失之于简单化,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文化观.无论是罗斯金发表的艺术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其实都受到他总体文化观的统辖.罗斯金的文化观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因此生发的焦虑有关.19世纪的英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迅速转型,以形形色色的"分离"为特征的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是让罗斯金深感焦虑的根本原因.焦虑的背后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向往,而这种焦虑和向往既体现于他的艺术批评,也体现于他的社会批评,并且促成了两者的高度融合.他跟卡莱尔、阿诺德一样,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由工业革命牵引的、以机械式进步为内涵的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反文化"现象.对于现代文明的焦虑使"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得以扩充与发展,这里面有着罗斯金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纳丁 戈迪默政治伦理思想中的中国资源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艺术成就较高。在不同角度的阐释下,英国文艺复兴戏剧总以不同形象面世。20世纪,历史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化唯物论等均强调“权力话语”对于文学解读的重要性,但其对权力的解读各有不同。历史主义批评中的权力处于隐身状态,而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化唯物论中的权力则成为显性词汇。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作为社会历史产物在批评中或呈现出王权的镜像写实,或成为巩固王权统治的力量。     

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争鸣

20世纪90年代围绕现实主义的讨论主要有“现实主义重构论”和“现实主义冲击波”两个批评话题。由于“现实主义重构论”阐释上的困境,且缺乏新的理论信息,因此,它在文坛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而有关“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的争论虽然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但其对文学观念的发展、新变却缺少足够的作用力。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现实主义话语更新的难度如果没有新的价值原则、艺术方式与文化策略的注入,现实主义就只能在自身封闭的系统中往复轮回。     

“二战”后德国社会的现代性维度

“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虽在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社会方式的现代转型方面,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人口结构、外来移民和家庭组成等方面。这表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不是受政治经济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更多受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人口结构和家庭组成上的现代性转向使“二战”后的德国社会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性,外来移民上的保守又使“二战”后的德国现代社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这种现代与保守并存的不对应性标识出了“二战”后的德国,尤其是联邦德国,当然也是统一后德国社会的一个固有特点。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焦虑与书写:女性诗歌中的性别意识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诗人、批评家、学者、出版界、媒体共同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女性诗歌”批评话语。该话语包含着对性别写作本身种种不同的立场、视角、态度,也涉及到对社会性别和诸多相关历史文化问题的争论。借鉴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理论,结合互文性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可以从写作的焦虑、性别意识、自我表达三个方面切入,剖析当代“女性诗歌”丰富、复杂的性别意义。     

式微、抵抗与坚守——20世纪90年代批评转型视野中的审美批评

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面临着范式的转型,审美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一种理想的批评范式沦为多元批评标准之一元.这当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样式发生改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的兴起与审美批评逐渐式微是相伴而生的.审美批评往往被作为抵抗批评退化的武器.在审美泛化的背景下,审美话语和审美批评常常被溶解到其他批评话语之中.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批诚挚的作家,他们一手搞创作,一手作批评,努力坚守着文学批评的审美精神.     

“英国归属”认同政治的批判——论《撒旦诗篇》与《砖巷》中的族群归属书写

移民问题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英国官方针对移民提出的“英国归属”认同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萨尔曼·拉什迪与莫尼卡·阿里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发表的作品《撒旦诗篇》、《砖巷》中,对穆斯林移民寻求文化归属的经历进行了书写。两位作家从移民族群的角度出发,对官方三种“英国归属”认同模式中存在的“排斥”逻辑和“强制同化”逻辑展开批评,以他们为代表的英国族裔文学开拓了建构以文化多样性为特征的英国民族认同的可能性。     

西方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盛,中国的社会文化出现转型,具备了一定的“后现代”文化特点。知识分子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方法加以解决,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便应时而起,逐渐成为世纪之交国内研究当代文化现象的一门显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文化批评: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视野——兼论诺斯洛普·弗莱与F.R.利维斯的文化批评观

文化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既是对文学研究的发展,也是对文化研究的开拓。文化批评主要表现在文学的语境观和彰显文学的人文性和价值等方面。文化批评先驱诺斯洛普.弗莱和F.R.利维斯的批评思想都集中体现了这些主张。在经典文学以及文学教育方面,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在文化语境中观照文学、理解经典文学的作用并在大学教育中发挥文学的人文性等观点,推动了文化批评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发展。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交融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变迁与振兴——基于青海民和县杏儿乡7个村的探析

乡村文化对乡村生活理念、居住格局和生产方式等具有强大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和魂。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需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变迁相适应的文化变迁。以青海民和县杏儿乡7个自然村为例,在文化交融视域下探析乡村文化的变迁,提出为适应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内源性和外源性发展,应在时代变迁中凸显文化的区域特色、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传承和创新中对乡村“原生型”“关联型”“碎片元素型”活态文化功能进行整体性提升。在尊重多族群主体性、相融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整合-展示”“吸纳-交融”“整体-活态”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路径。     

“人文奥运”语境中的文化教育与外语教育

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假如我们单单给学生教授英语语言技能,那么英语作为一种离乡背井的语言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文化面前,将失去她应有的灵性而成为无本之木。为此,我们应该从文化教育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问题并在人文奥运的语境中探讨外语教育与奥林匹克文化教育相结合的途径,进一步拓展北京“人文奥运”的文化内涵,树立正确的语言世界观,寻求一种能够兼容外语语言技能习得与外国文化教育的外语教育理念及其方法,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明的文化素养,让首都北京成为一座具有深厚世界文化底蕴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对美国教育史学早期发展的再审视

当前学界对美国教育史学的早期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美国教育史学萌芽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书写之中,在经历了殖民地时期的基督教历史写作、建国初期的民族主义历史写作之后,美国教育的历史写作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以宽泛的文明叙事为主流的“辉格派”历史写作风格。但在19世纪晚期德国历史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在美国历史学科学化和美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两股浪潮之中,产生了美国教育史写作的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杂糅了德国历史主义,继续沿着美国教育史写作的文明叙事道路前进;而另一条则开启了美国教育史写作的教科书模式,这虽然反映了教师教育专业化对美国教育史教科书编写的迫切需要,但导致了美国教育史学中的工具主义,是对美国教育史写作传统的反叛。这一反叛在20世纪50—60年代职业史学家的系统反思之后被抛弃,“温和修正派”对历史写作的实用主义的批评使得美国教育史学重回宽泛的文明叙事形态,同时正式完成美国教育史学的专业化。     

马修·阿诺德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新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传统文化＂是他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内核价值丰富。他认为严肃文化的守护只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剩余民＂或＂有机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这是＂文化霸权＂的时刻,这开启了他对＂大众文化＂正面的认知,对英国文化研究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白璧德与辜鸿铭人文主义思想的相似性

白璧德与辜鸿铭是近代西方和中国有名的思想家,身处一百多年前西方开始进入现代物质文明的世界大潮之中,他们都是在保守主义外衣下积极倡导古典传统的人文主义代表。文章从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重要观点三个方面简要阐明他们思想的相似性,指出二者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都是英国文化哲学家阿诺德的忠实追随者,还同样极力地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他们的反思和人文主义至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争鸣与反思——以批评主体的角度为观照点

1993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展开了一场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以王晓明为代表的批评家从捍卫“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当时以王朔、张艺谋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张颐武、陈晓明等人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各自阐述了对“人文精神”的不同看法,孟繁华、洪子诚等人提出“新理想主义”,而以陈思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更看重“人文精神”的实践。这些讨论彻底改变了文学批评界“一体化”的局面,当代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研究,也真正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但批评主体在这之后的学院化和体制化,也使得批评和研究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精神生态的恶化日趋严重的今天,知识分子自身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医书写与中医药文化传播

美国华裔作家通过文学作品赋予中医药文化鲜活的文化意义阐释功能。一方面,中医药文化表征成为作家笔下的“调和符码”与“对立符码”,以对应美国主流的主导文化符码;另一方面,华裔文学作品的中医药文化表征实践,作为写作手法和写作需求,不仅让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走出了唯文化批评的漩涡,而且促使读者更多关注华裔文学作品与中医药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