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

洛阳新出汤贲墓志中记载其曾祖汤允为沙州刺史一事,根据汤贲本人的生卒年月,以及汤贲子嗣墓志所提供的相对代际,可以推测汤允为沙州刺史的时间大致在武后时期至开元时期。根据现有沙州刺史的资料,及唐代刺史任期、转迁频率之规律,汤允最有可能在长安四年至景龙四年中担任沙州刺史。又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载汤嘉惠之生平履历与汤允比对,以及二人名字训诂的契合,可以推测唐代河西节度使汤嘉惠可能即汤允其人。汤允官沙州刺史这一关键信息,与汤嘉惠的生平和官历正好衔接在一起,对于重新认识汤嘉惠在经营安西、北庭地区的经历有重要意义。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唐郑居中夫妇墓志发覆

墓志记载中晚唐中层官吏郑居中一生所经历事件和结交的上层官僚 ,以及妻族崔氏、儿女亲家等 ,或见于文献记载。郑居中童年一度入观学道 ,晚年寻道访宫于王屋、嵩少 ,终卒山寺。其事迹演绎为《逸史》道仙故事 ,墓志为其文学素材。     

新出墓志与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考察

在行实方面,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重建宋代文学家生平中一些遗失、湮没的环节.对于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还有涉及的重大文学史实,新出墓志可以提供确切的解答.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现,纠正文集、族谱中的诸多讹误,推进家族文学研究.它为更加全面、客观了解北宋后期党争、政治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败寇的胜利者书写,深化党争与文学的研究视域.它为墓志的书写研究提供了珍贵个案,有助于走出证史、订史的传统金石学藩篱,走向历史诠释.对新出墓志的利用,必须注意辨伪及文体特质.     

新出阎仲连、萧守规墓志与唐代萧氏及其他文化世家姻亲研究

阎立本孙阎仲连、萧瑀孙萧守规墓志在洛阳出土,为唐代萧氏家族研究提供了新史料。阎仲连妻萧氏为唐初大臣萧瑀之曾孙女。萧氏父亲萧守道任通事舍人、襄州长史等职。萧守规妻为河东柳则之孙女。作为南朝的最显赫的世族,萧氏一支入唐后,其后代中多有与皇室及其他世家大族联姻者,萧锐尚襄城公主,萧衡尚新昌公主,萧升尚郜国公主。这种联姻对兰陵萧氏等家族兴旺具有重要影响。考察萧氏及其他江南文化世家姻亲情况,对唐代文化家族研究颇有意义。     

新出唐代墓志文献释读校理

唐代墓志作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唐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材料。然因墓志文字俗讹多变、用语典雅凝重等原因,释读偶有失误。通读《文物》《四川文物》《中国典籍与文化》等2010—2017年公布的唐志拓片和释文,校理其误,对其准确释读、科学整理,为汉语史、汉字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资料。     

洛阳新出的《李毂墓志》与李氏家族文学

洛阳新出一方李彀撰的《李毂墓志》。李毂生平事迹为史书所不载,志文所载李毂的世系情况可纠正《唐才子传校笺》李敬方世系之误,可补两《唐书·李憕传》李憕子嗣情况。其中,李毂所作的《粃句》一书可补唐代著述,志文言及的李氏兄弟俱业文一事展现了唐代文学的家族传统。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出现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这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袭用固定模板。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使墓志铭形式单一,结构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和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唐代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为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模式和经典诗句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新发现唐朝最早'策学'之作考证

唐初的科举考试,不论进士科、明经科、制科都试策问。为了应对科考,举子习作策论,官员也撰写作为辅导性质的策论,大量策论遂应运而生,从而在唐代形成一种特殊文体———策论。研究唐代的策论,则成为“策学”。时至今日,唐代时务策留存甚少,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科场进士时务策,为贞观间上官仪之进士对策。至于作为习作或辅导性质的策学之作,有学者认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成书于元和间的《白氏策林》四卷是唐代留存至今的最早策学著作。其实,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策学之作,当属日藏《令集解》中所载唐太宗贞观初魏徵撰写的进士《时务策》,它比《白氏策林》早出一百七十年左右。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

唐代墓志仍有不少讹混俗字待考。选取25例加以考释,认为“■”当是“因”字俗讹,“■”当是“周”字俗讹,“■”当是“旦”字俗讹,“■”当是“晷”字俗讹,“■”当是“折”字俗讹,“■”当是“郵”字俗讹,“■”当是“贊”字俗讹,“■”当是“雨”字俗讹,“■”当是“丹”字俗讹,“■”当是“逝”字俗讹,“■”当是“蠖”字俗讹,“■”当是“纏”字俗讹,“■”当是“予”字俗讹,“■”当是“峩”字俗讹,“■”当是“痛”字俗讹,“■”当是“砆”字俗讹,“■”当是“澂”字俗讹,“■”当是“群”字俗讹,“■”当是“挹”字俗讹,“■”当是“勝”字俗讹,“■”当是“八”字俗讹,“■”当是“鵷”字俗讹,“■”当是“顧”字俗讹,“■”当是“青”字俗讹,“■”当是“庶”字俗讹。     

唐代文学与文学传统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唐代文学是经过数百年艺术创作经验积累后的一次大释放 ,是对前代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 ,并为后世提供了典范。继承是根基 ,创新是生命 ,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才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及文学家应当深思的问题。     

略谈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

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为研究唐时高昌地区的官制补充了一些线索。通过考证研究，可以看出高昌王国自麴氏有国以来，历140年之久，推行的基本是汉制，其置官也一直同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多官名与中原王朝同出一源，基本上是准中央制度的，高昌仿隋设置散官，史籍未载，志文可补其不足。另外，通过志文也可看出唐时平定突厥叛乱以及大范围的募兵等历史事件。     

《唐诗品汇》与四唐分期说的确立

明初诗学批评家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也是以评选结合方式来体现自己诗学批评思想的重要的诗论著作。尤其是其唐诗分期理论,在广泛吸收唐末以来唐诗分期学说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四唐分期说,显示了唐诗分期的批评史意义,对明代唐诗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