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政治合法性视角下我国的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过程,其内在政治体系的有序性就是政治稳定,而这种有序性是需要人民对政治统治者的认同和拥护来予以保证的,也就是说政治稳定是以政治合法性为前提和基础的。目前,由于社会结构及体制的转轨和利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这些矛盾使得人民开始怀疑政治统治者的有效性,会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威胁政治稳定。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重视合法性危机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来巩固其合法性基础,维持政治稳定。     

德沃金关于法律阐释的路径建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而且也暴露出主导的法实证主义理论的根本缺陷.面对现实压力与理论困境,德沃金从求解法律的合法性难题开始,借助于康德先验的道德哲学,重中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系.以哲学诠释学为表达工具,建立起以权利为基本结构单元的阐释路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阐释理论.该理论同时解答了法律的合法性与确定性的双重难题,并且重又回到了探寻人之生存意义的法理学思考视角.     

农村社区的伦理形塑与道德发展 ——以自治制度伦理为视角的宏观讨论

从制度伦理到社区伦理秩序再到个体道德进步,是基于自治视角考察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面临的“情面”逻辑愈发式微、“家园感”空前失落、“权威真空”“价值空场”等典型问题,应当通过自治制度伦理扬弃农村熟人社会伦理,建构“依系的主人翁式的”社区人伦秩序。而在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社区伦理道德的“本土资源”,明晰自治制度实体规定的根本“善”与基本“善”,并且重视程序的“善”——这也是现实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智能监控社会的形塑过程与机制

以新媒体平台用户的信息隐私为中心，考察平台用户隐私披露与让渡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对“智能传播时代的监控社会何以形成”这一重要议题的积极回应。分析发现，智能监控社会由个体、组织、平台与社会共同形塑，各层级均含有能够形成建构性力量与解构性力量的因素，智能监控社会的强度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抗。个体因素是影响隐私披露与让渡的内在动能，用户心理层面的社交需要、情感支持、隐私计算与社会信任影响主动隐私披露；从众心理、便利需要、工作需要与生存需要影响被动隐私让渡。用户心理通过平台机制的作用后，可能导致广告骚扰、生活焦虑、媒体倦怠、安全风险等后果。互联网平台是监控社会维持的中枢层面，平台通过搭建“注册/登录”“社交/互动”“搜索/浏览”“交易/服务”4种主要场景来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并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隐私政策、设计隐私政策呈现方式等策略使用户尽可能多地披露与让渡个人信息，最终将造成正当监控、强制监控、精准监控、动态监控、横向监控与麻醉监控等社会影响。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组织构成了连接个体用户与互联网平台的中介，其作用机制是将分散的个体进行整合，进而将个人决策上升为集体决策，将组织成员的个人...     

论程序法定原则对司法改革试点的保障和限制——以速裁程序改革试点为例

司法改革试点是在突破既定法律规定,以试点为手段的推行体制或机制创新.改革试点要"依法"进行是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逻辑要求,以使司法改革试点能够涵盖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在内的整个合法性秩序.速裁试点程序作为司法领域首例"试验性"立法 ,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决定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自主创新与试点合法性的矛盾.但是"试点"模式在实践中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改与完善.     

资源依赖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微治理的自主性何以生成？——以上海市Y组织为例

我国社会组织对其他主体尤其是政府主体存在资源依赖,这对其自主性有所限制。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理解和操作化集中于社会组织的财务、人事、组织发展规划等方面,但对其业务活动过程中的自主性讨论较少且与其他方面自主性的区分不够。聚焦Y组织在参与社区微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进行研究,发现在面向不同主体时,社会组织谋求自主性的主导逻辑有所不同：因对街道的资源依赖程度较深,Y组织采取“有底线地遵从”策略以管理对街道的资源依赖,并以专业逻辑为主导获得自主性;面对社区相关利益主体时,Y组织采取“操纵式地满足”策略,并以合法性逻辑为主导,拓展其在社区中的自主性。     

我国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路径重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频遭质疑,这折射出社会工作合法性具有多维理论意涵及实践特征。基于对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本文从规制合法性、认同合法性、实效合法性三个维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框架。高校、政府、社会工作者通过由外而内的知识引入、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职业实践初步建构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然而,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存在非均衡性与非系统性、认同缺失与文化隔阂、脱离民众与成效不足等问题,导致其形成“悬浮”式实践逻辑。这就需要助推社会工作合法性从“悬浮”迈向“扎根”,通过以社会建设为导向,优化社会工作制度生态;增进文化与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适应;扎根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发挥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以重构社会工作合法性,实现社会工作助力共享发展型社会建设的当代使命。     

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

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分别遵循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意在通过权力展示机制、空间规训机制、对话互动机制和双向影响机制,增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实现政府权力的再生产;资本逻辑强调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通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生活逻辑强调以农民为主导,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是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具体包括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三条生产路径。面对三重逻辑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存在的供需错位、公共性缺失、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生产,需要构建一种以生活逻辑为价值导向、以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实现路径的协同机制。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实施4年多以来,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伦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定位和认同上存在合法性危机、培养方式从根本上缺乏伦理层面的合理性支撑、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等。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消解这些困境,如提高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认同度,推进教育公平,深化培养模式改革等。     

在风险社会中看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叙事中，“合法性”概念出现的频率都是较高的，人们往往在极其普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只有当一个社会拥有了法的精神，合法性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是因为政治以及全部社会治理实践的法治化提出了合法性要求，才有了合法性概念。比较而言，“正当性”要比合法性的概念更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合理性也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但它主要是指形式合理性。风险社会中的行为、行动等也需要接受合理性评判，但要时时提防落入形式合理性的陷阱。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理性将不再表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而是被经验理性所置换。同时，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将统一到“合道德性”之中。     

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弱势群体识别问题

在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多年实践中，贫困农村社区的弱势群体是最重要的目标人群和受益对象，组织人类学的观点探索以何种原则与视角识别农村弱势群体，有利于在扶贫工作中提升该群体的生存主体性与发展的积极性。农村发展实践进入行政村和基层社区层面的微观操作时，不仅要识别个体层面的弱势者，还需要识别组织层面的“弱势社区”/“弱势自然村”。相应地，开发具有操作性的弱势群体指标体系，应该是一种立体综合的、开放性的、工具箱式的指标体系，并以地方应用为导向，主要应用于中观层次（县域内）或微观层次（乡镇之内、行政村内）的弱势群体识别。     

双边市场平台知识资产治理制度建构

双边市场平台作为一种新兴场域，其知识资产治理面临重重困境，独占性机制也未能全面解释创新者如何从创新中获益。制度创造、制度再造和制度维持构成了双边市场平台知识资产治理建构过程，平台领导者联合其他主体采用象征性和物质性合法化策略，自下而上地展开知识资产治理建立契约，构建身份、建立联系和保障激励等制度工作，在双边市场知识资产治理组织场域中形成强制同构力、规范同构力和模仿同构力，促使组织场域内各类中小卖家在合法性获取过程中，遵从所构建的知识资产治理制度，实现双边市场知识资产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其限度

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社会对企业的伦理期待,是指企业的伦理责任,其中包括三种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企业作为一种利益性存在和契约性存在,承担着企业公民角色,要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必须承担伦理责任,而其在社会中过大的权力,也需要通过承担伦理责任来予以制衡。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这些限制包括合法性、成本、效率、范围及复杂性等的限制。同时,由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其社会责任意识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是一个与企业的实际状况、经济实力、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及权限等密切相关、逐步扩展的过程。     

资源型县域企业主导的农业现代化方式研究——山西乡宁县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

不同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因农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特点的不同而不同。本文分析了山西乡宁资源型企业主导农业现代化的缘由,梳理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以工哺农、以煤强农、以矿扶农"的实践过程,得出资源型地区企业主导农业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即农业现代化是资源型地区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危机的路径选择,也是资源型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需要政府正确引导、科学设计和煤矿企业高标准的实践。     

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

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沿袭了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本质。从劳动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言，平台资本通过对劳动方式的“数字化颠覆”、对劳动时间的“无规制量化”、对劳动空间的“全景式监控”、对劳动主体的“多层次剥削”、对劳动价值的“否定性重构”，引发了深刻的劳动新异化。劳动新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平台资本主义时期的延展，其实质不过是数字平台技术在平台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应用效应，对其研究依然遵循资本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从根源上来说，实现从“平台资本奴役”到“数字劳动解放”是对平台资本主义中劳动新异化的有效应对。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特色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遵循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对现代化不懈求索的历史逻辑，淬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之中。在价值旨归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于个体层面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于社会层面指向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于世界层面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宪法约束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仅具有规范执法活动和建设透明政府的内在逻辑，而且其制度目的包括满足公众监督权和知情权，但由于公开的方式、内容不同，此种信息公开隐含了侵犯行政相对人隐私权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条，作为隐私权的宪法依据，共同搭建了这一权利的规范基础。隐私权作为一项事关个人生存、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个人发展、保护个人精神追求的基本权利，不应当被随意减损。以对一起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公开为例，从合法性和合宪性角度对该公开行为进行考察：合法性要求公开主体、程序、内容等方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合宪性更要求公开行为要符合比例原则，符合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具备合理性。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合法性存在瑕疵，并且在必要性和均衡性方面值得商榷，不能给予合宪性认同。     

制度压力和组织同构——企业社会工作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研究

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分析,企业既要在市场中提高效率,也需要在非市场环境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合法性才能生存发展。在企业的场域中,由于共同的外部制度压力的存在,不同企业将出现组织同构的现象。因此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是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中间机制。企业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助人自助的专业和服务,其工作理念、服务内容等方面和企业具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诸多内容有很多的共同点。文章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工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模型,认为在社区层面发展企业社会工作,将有可能塑造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该制度环境将对企业造成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促使其履行社会责任。     

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的“典型单位制”社区转型研究

以从属于石油化工、稀有矿产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典型单位制"社区,由于制度变迁的环境依赖和路径依赖作用,使企业在向社区释放社会保障职能的转型过程中受到体制惯性、资源约束和社区独立发展能力欠缺等因素的阻碍。因此,应科学规划"典型单位制"的转型目标,遵循渐进式的道路,通过企业所属行政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共同主导,引进多元经济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有效的利益博弈平台,逐步实现这类企业所属社区的顺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