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甫的《八分小篆歌》

杜甫《八分小篆歌》作于大历初夔州任上。从诗的最后一章“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看，当是应酬索求之作。李潮是杜甫之甥，留作品不多，主要是《唐慧义寺弥勒像碑》及《彭元曜墓志》；在唐代书坛名也不甚显，后来大概由于杜甫为之题咏的关系，方“见称于时”（周越《书苑》）。故朱鹤龄说：“（李）潮书初不见重于当时，独杜诗盛称之。今石刻在……，其笔法亦不绝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引）《八分小篆歌》第一章说：“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李…     

长安陷落前后杜甫行止考辨

《往在》云：“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此诗表明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杜甫正在长安城内，然杜诗旧注均以为杜甫斯时已携家逃难至鄜州羌村。今检杜诗可知，杜甫于天宝十五载五月中下旬即开始携家往北逃难，途经白水、彭衙、三川，至六月上旬已抵达鄜州羌村。长安于六月二十三日前后沦陷，从时间上来看，杜甫完全有可能在叛军攻陷长安之前由鄜州迅速返回长安。若能确认杜甫于长安沦陷时正在长安城内，则《新唐书·杜甫传》所谓“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完全不能成立，身陷长安的他不可能由鄜州北上投奔灵武，亦不可能在途中为叛军所俘。此外，通过杜甫在长安陷落前后的行止亦可证《避地》诗乃是出于后人伪托，并非杜甫所作，《月夜》诗的创作时间亦可由八月前移至七月。     

崔氏赋中的言志赋

史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东汉安平崔氏的言志之赋可谓不枉此称。崔篆的《慰志赋》首次以“志”名篇，辞简情深，类似自传。他的“尚真”观念在崔骃、崔寔那里得到继承，发展为《达旨》《答讥》中典雅平和的文章风貌，而这又与其家族的儒学修养密切相关。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崔氏的言志赋难免有蹈袭模拟之弊，但其将个人情绪与政治表达相结合的行文方式，对蔡邕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沉郁顿挫与钟嵘《诗品》

＂沉郁顿挫＂是＂杜诗学＂论及率颇高的一个词汇。沉郁顿挫是《诗》、《骚》之传统。钟嵘《诗品》充分体现出沉郁顿挫的论诗之旨，而杜甫不论是诗论还是诗作，于沉郁顿挫都情有独系，因此，研究杜诗不能不考虑《诗品》和杜甫诗学在这一诗歌美学境界上的密切关联。     

贺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价值

贺知章所撰六方墓志可补《全唐文》、《〈全唐文〉拾遗》之阙,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士人进身之途、知识结构、隐居山林之趣以及士人与政治变革等角度可探讨墓志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六方墓志材料的挖掘与研究,揭示作者的用心所在和隐含的意思,以期引起对墓志认识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关注。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的诗观

杜诗之所以有如此空前的成就,亦在于其有较全面、较先进的诗歌观念;而杜甫的诗歌理论,散见其所著诗篇,较重要者有《解闷十二首》及《偶题》两篇,其中能自成体系、奠定杜甫论诗主张者,为《戏为六绝句》一篇。本文分析探讨了《戏为六绝句》的创作动机,并对其诗学内涵重新作了疏证,又联系其它诗篇中的有关诗学理论的诗句,综合讨论了杜甫的诗学理论     

北宋党争与杜诗陶诗之显晦

北宋党争与杜诗陶诗之显晦萧庆伟杜诗之显，至宋而极；陶诗之显，亦至宋而极，这是北宋诗坛颇令人瞩目的两股思潮。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子美（杜甫）之诗，得山谷（黄庭坚）而后发明。”宋人尊杜，乃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产物...     

诗史“春秋笔”——从“如闻泣幽咽”的误解谈起

《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诗“善陈时事”,不专在穷极笔力,“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稹《杜君墓系铭并序》),尤其在作者借鉴、发扬了我国史家的优良传统,笔法严谨,叙事言志,表现出“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正直的主观倾向性,从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读之可以知其世”(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作为“诗史”,杜诗是怎样在指陈时事中表现作者的主观倾向性的呢?本文试图以“即事名篇”的杰作《石壕吏》为例,通过“如闻泣幽咽”这一诗句的考辨、分析,对杜诗以“微言”寄托褒贬,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朝鲜诗家李(氵翼)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氵翼)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氵翼)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氵翼)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氵翼)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氵翼)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氵翼)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论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取得卓越成就的现实主义诗人。杜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罪行的憎恶与批判 ;杜诗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它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融情于事 ,寄情于景 ,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杜诗的语言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形成了凝炼精确、生动形象的特点。杜甫对各种诗体都有发展创造 ,尤其在五古、七律及新题乐府上成就最为显著     

论文天祥《胡笳曲(十八拍)》

文天祥《胡笳曲》(十八拍)既是借蔡琰不幸遭遇,写个人离乱身世;亦是集忧国伤世的杜诗,抒悲痛之情.文诗也表现出对蔡诗、杜诗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出自身的艺术特色.     

宋朝末代皇后之父

南宋度宗全皇后,是宋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宋史·后妃传》记载“氏侍其父昭孙,往返江湖,备尝艰险”。然而其父全昭孙,仅在《宋史》的《后妃传》和《理宗纪》有一两句提及,存世文献没有集中记载。幸而其子所撰《全公墓志》新近披露,然残缺严重,几不可读。利用相关文献直接或间接的考证,终于使墓志得到最大限度的事实复原,全昭孙的基本事迹亦得以清晰。而墓志对《宋史》记载的证误,也再次显示了石刻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考证所运用的方法,相信会对类似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涉及到《宋史·后妃传》关于全皇后和全氏家族的辈分问题,前人及今人研究中的理解错误,本文也有辨析。     

河南洛阳新出豆卢轨墓志研究

《唐故蜀州司户豆卢府君墓志》系河南洛阳新出唐墓志之一,墓主豆卢轨,字钦文,系北朝至隋唐间鲜卑望族豆卢家族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豆卢钦文并不见于史传记载。墓志的出土发现,不仅对豆卢家族的世系有非常重要之补正作用,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为我们探讨家族迁徙发展与政治局势演变间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杜诗"石壕"地名小考

关于杜诗《石壕吏》中“石壕”的地点历来有“陕县说”、“宜禄说”、“宜保说”三种不同说法，文章通过对杜甫行踪、诗中内证、史书外证三个方面详加考据，认为“陕县说”比较确切，依据考据结果，杜诗三吏的顺序应重新排列。     

崔位与崔莅

《全唐文》卷二七八录崔莅文二篇,小传称:“莅,中宗朝官左台侍御史,睿宗景云二年为吏部员外郎。”《唐文拾遗》补文一篇,亦称崔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二下作崔涖。《郎官石柱题名考》作“崔位”,赵钺案谓:“位当是涖字之误,御史台侍御题名作涖。” 此人大名究竟是“莅”还是“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作“涖”,并为考证,谓:《全文》作“崔莅”,小传云云,此与崔涖之时代官职均合。“莅”、“涖”同字异体。今从《新表》作“涖”。《郎考》作“崔位”,赵钺案谓云云,赵说是。《旧唐书·崔湜传》亦作“崔涖”,可证。林案:     

将夫妻共同财产转让给配偶，使其成为股东，是否合法

常律师:你好!最近我们公司出了一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各不相同,引起不小争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我们老板说要把他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转让给他妻子,使其成为股东。请问:他们这样做是否合法?崔行健崔行健:你好!从最高人民法院对新《婚姻法》做的最新的司法解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

《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无论是杜甫的社会理想的确立、人生态度的选择，还是一部杜集何以会对世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都与杜甫接受了《论语》的精神要义有关。作为儒家思想起源的《论语》，在塑造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杜甫对《论语》中的精神要义不只是一般思想上的继承，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因此而有了让人感动至今的“诗圣”杜甫，有了一部熠熠生辉传诵千载的杜诗。     

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

《新唐书·杜甫传》载:"(乾元元年,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遂为后世所宗,古今皆无异辞,然而这个说法并不成立。首先,《新唐书》"弃官"说文献上缺少依据;另外,古今治杜者归纳地杜甫"弃官"的其他理由亦不充分。按杜诗中尝自言"罢官",而罢官是符合事实的。杜甫罢官的原因与他华州任内荒怠职务有关,尤其与他任内触犯禁内外官员"私出州县界"法律规定有关。杜甫因为牢骚太盛而行为有失检点,导致罢官是必然结果,而西行秦州则是他罢官后无奈中的仓促选择。学界为了完成诗人的完美形象,故乐于弃官说而未能深究罢官的真相。     

潘岳家世三考

潘岳父讳，《晋书》作“潘芘”,《水经注》作“潘茈”。据古人取名之习，《晋书》所载当是。潘岳母族，《晋书》未载，据潘岳所作《悲邢生辞》和后人所作《邢峦墓志》《邢伟墓志》可考为曹魏河间邢氏。潘岳与王堪的关系，学界多以为姨表亲，其实当为姑表亲，且王为兄、潘为弟。潘岳与阮赡的关系，学界多以为潘岳为阮赡妻兄，其实亦为姑表亲，且潘为兄、阮为弟。